半月談消息：

　　新農村建設:中南海謀劃"三農"的一張新路線圖

　　---溫鐵軍答半月談記者問

　　自稱是一個"實驗員"，被媒體稱為"用雙腳做學問"---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在農村搞了20年的調查研究。今年11月1日，在他主持召開的"新農村建設：實踐反思與展望"研討會上，半月談記者就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的宏觀背景和戰略意義，採訪了這位經濟學家。

　　半月談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從1993年就提出"解決農業問題的功夫在農業之外"，當時還受到農業領域很多同志的批評。

　　溫鐵軍：我一直認為，"三農"問題主要是宏觀問題，不是微觀問題。要從宏觀問題入手，應當用"三農"問題取代農業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不再強調農業，而重視農民。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20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21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表現為就業問題。

　　半月談記者：我記得早在6年前，針對內需不足、農村消費市場啟動乏力的困局，經濟學家林毅夫曾主張來一場以通水通電通路為要義的農村新生活運動。今天，您對此怎樣評價？

　　溫鐵軍：1999年，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就提出，增加農村公共投入，增加農民收入，以擴大內需。這種內需拉動型的思想是有前瞻性的，是合理的。韓國新村運動，也正是達到了這個效果。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這幾年儘管經濟高增長，但是8億農民的內需就是上不去，這是個大問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內需拉動戰略調整很難真正見效，我們不得已仍然維持投資推動和外需拉動，這樣的結構當然不是一個很穩定、可持續的結構。

　　半月談記者：作為新聞人，我們在報道中切身感知到，近幾年中央在破解"三農"問題上的思路越來越清楚、越開闊。最新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是不是可以説是科學發展觀、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在農村找到的新支點？

　　溫鐵軍：過去中央提出農業結構調整，是因為要適應市場經濟，要加入WTO。後來中央因為農民收入不斷下降、幹群矛盾突出，就強調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現在中央更加關注農村如何貫徹科學發展觀，是否能夠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於是提出了新農村建設。這是一個符合邏輯遞進關係的政策提出全過程，也是不斷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表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呼應新時期發展戰略轉變的、統領全局的新提法。這個提法不僅與十六大提出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同時強調的城鄉統籌的指導思想，以及隨後連續4次重申的"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等思想一脈相承，而且也反映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的進一步完善。

　　半月談記者：半月談基層讀者特別關心：新農村建設到底新在哪？

　　溫鐵軍：其一，新在改變以往簡單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傾向，更關注城鄉之間良性互動。胡錦濤總書記去年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這次五中全會繼續堅持"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提法，但不是簡單化地強調"加快城市化"。

　　其二，新在農村的發展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體現和諧社會的要求，重在農村社會相關制度建設。農村社會事業是農村發展最薄弱的環節，以往比較注重農業生産，而農村社會文化和農民福利事業的投入相對不足。許多農村家庭因病致貧，因學致貧。還有養老、五保戶救助、殘疾人的問題等，都需要逐步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來解決。

　　其三，新在農村發展的同時仍然保持田園風光，是自然人文環境令人耳目一新的良好生態型社會。新農村應該是一種生活相對比較和緩、給人感覺比較和諧的農村。

　　半月談記者：公眾沒太注意到，其實，去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報告就出現了這樣一句話："努力建設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而這次五中全會上，溫家寶總理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概括為20個字：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我覺得，這幾乎全面體現了新形勢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要求。

　　溫鐵軍：這次五中全會關於新農村目標特徵的20字描述，內涵的確更為豐富、深刻。溫家寶總理講過，我們進行農村稅費改革不單純是調整生産關係，更主要的是改變不適應農村生産力的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管理民主、鄉風文明這兩條要求都和農村上層建築有關。這也是對以往片面追求GDP導向的一種矯正。

　　半月談記者：十六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到"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這一戰略高度。去年您出的一本書書名就叫《解構現代化》，對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做法進行了一番思辨和質疑。請問，您認為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化？

　　溫鐵軍：我國正在現代化途中，如何避免一些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發展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中國學者必須認真思考。不可能説中國城市都已經花團錦簇，同時又帶著一個大多數人生活相對落後的農村，卻説我們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程度，或者説我們初步實現了現代化，這些都説不過去。有一種極端的説法，"要想富裕農民，必先消滅農民"，現在看來不太現實。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你加快了城市化，只要你讓農民進了城，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我們還得立足於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來解決穩定農村、改善農民的生活的問題。

　　半月談記者：您擔任院長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是為了立足本土實際來解決中國農民問題而建立的嗎？

　　溫鐵軍：這個學院是農民辦的，我主要是幫助他們，與他們分享經驗。我當初也沒有什麼雄心壯志，要做出多大的成績，不能指望學者開出一個包治百病的"千金方"。我有一句口號：讓農民代表農民自己。

　　半月談記者：為什麼上世紀80年代中國沒有"三農"問題？

　　溫鐵軍：因為80年代農村發展的實質是，在宏觀政策環境允許下，農業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都在農村內部轉化了，當時叫農村工業化。把稀缺要素留在農村內部，就可促成農民收入的增長，當時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破天荒地大幅超過城市居民，由此拉動整個消費的增長，促成了內需擴大型的增長，也就出現了80年代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

　　半月談記者：您認為，到了90年代，農業三要素就不再留在農村內部了？

　　溫鐵軍：不是麼？城市擴張，大規模佔用農村土地；勞動力大量流出農村，企業得以雇用最廉價的勞動力，卻不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農村資金大量外流，銀行像抽水機一樣抽走農村資金。在制度環境的制約下，城市不斷把農業三要素抽走，農村發展日漸困難，於是造成了"三農"困境、政府與農民關繫緊張。就算農民有志氣，不願意讓人看不起，但當農村發展必需的三要素都被抽走的時候，你就算有天大本事也沒用。近年我在基層搞試驗，很多農民和我提起想要上項目，我説以我在世界上作的大量調查看，在外部制度環境不利的條件下，農民上項目95%要失敗。所以，"三農"問題不産生於80年代，而在90年代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宏觀制度和環境。

　　半月談記者：溫家寶總理在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建議的説明中特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艱巨和長期的任務"。根據您在鄉村建設實踐中領悟的經驗教訓，今後推進新農村建設最大的難點或者説阻力在什麼地方？您最希望改革的是什麼？

　　溫鐵軍：我們希望的是，宏觀制度環境能夠改善，條塊分割、尾大不掉的利益結構能夠改變。改革背後是複雜的利益結構，以及利益結構形成後所導致的話語權分配問題。當不合理的利益結構形成和固化而得不到合理調整的時候，就會出現既得利益集團支付一部分利益來建立話語權的問題。這將對中央"善政"的執行造成嚴重阻礙，必須加以改革。

　　半月談記者：不來一場激烈變革，就能打破原有利益結構的堅冰嗎？

　　溫鐵軍：從理論上説，原有的制度框架內的某個群體的利益訴求不能滿足、並且其利益訴求足夠強大的時候，就會形成制度變遷。要麼是強制性的變遷，要麼就是誘致性的變遷。我們大家當然希望當今的改革不至於是強制性的，不是相對比較激烈的，那樣損失太大。應該在有可能進行誘致性變遷的條件下，進行漸進的改變。我們進一步的改革就應該針對原有的利益結構，這種體制問題必須解決。

　　半月談記者：中央已經為8億農民繪就新農村這張全新路線圖，請您展望一下"十一五"期間的中國農村。

　　溫鐵軍："十一五"這5年，會是我們農村面貌得到很大改觀的5年。我對此有充足的信心。（記者 周清印）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