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十六屆五中全會

　　中新網11月21日電 最新一期《?望》週刊載文稱， “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胡錦濤用這短短20個字概括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國內外觀察家對此評論説，這不僅勾勒出一幅令人嚮往的現代化的美麗圖景，也契合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鄉村社會的想象。參與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在接受《?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則表示，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終提出，實際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路。

　　“社會主義新農村”提法出臺之前，為破解“三農”難題，一些地方已進行了鄉村建設的實踐。如上海的郊區城市化，城市郊區化，郊區農村的收入甚至超過城市收入；浙江的“千村示範，萬村整治”等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對《?望新聞週刊》解釋説：“我國經過多年的經濟發展，客觀上已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階段，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被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

　　他指出，從國際上看，許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經歷了由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轉向對農業進行保護的過程。改革開放前，國家通過工農産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部門取得鉅額資金；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後，農地在低水平估價下大量轉為非農地，農民工又長年保持極低的工資水平，這二者對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貢獻都是巨大的。可以説，中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的積累，無論是資金之巨還是時間之長，都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沒有的。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對農業提供支持和保護的條件已初步具備。這從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可以一目了然：2003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按當前匯率計算達1000美元以上；農業和非農業的産值結構約為15：85；農業與非農産業的就業結構大約為50：50；城鎮化水平為40.5%。這四項指標表明，我國已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國際經驗表明，進入這一階段，不同的國家都根據各自的國情對農業進行反哺。

　　另一方面,從財政收入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不是無源之水。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直到1997年之前，財政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到只有1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完全由財政來承擔農村公共品投入是不現實的。而到2004年,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加總，已佔到GDP的近20%，加上預算外財政,整個財政規模佔GDP的比重近30%。這樣，由國家財政主導提供農村公共品就具備了一定條件。

　　近幾年，國家已經開始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農業稅逐步取消，“皇糧國稅”退出歷史視野。2004年的“兩減免、三補貼”政策使農民直接受惠451億元。2005年政策力度加大，農民直接受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億元。這都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渴望富饒文明的農村，要迎來一個公共財政陽光普照的時代。(黃蕙)

　　圖為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龍泉鎮農民居住的別墅。 “十五”時期，中國居民生活明顯改善。預計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達1萬元，按現價計算比2000年增長59％；農民人均純收入3200元左右，比2000年增長42％，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大幅下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由2000年的39.4％和49.1%，降至2004年的37.7％和47.2%。居民衣、食消費正在向住、行消費轉移，中國消費結構升級步入“加速跑”階段，正進入一個以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消費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正在向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邁進。 新華社發

　　西藏當雄縣當曲鎮牧民羅布班典（左）駕駛自家新買的“北京吉普”帶著家人去串門（2004年1月2日攝）。新華社發

　　避免城鄉差距加劇之勢 建設新農村為農民謀福

　　這一思路的形成，發韌于中共十六大。國家發改委産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對《?望新聞週刊》説，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將統籌城鄉放在了“五個統籌”之首；一年後，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兩個趨向”論斷，指出中國已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在五中全會上，則正式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馬曉河説，在“統籌城鄉”、“兩個趨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三者之間，有非常明晰的邏輯關係。統籌城鄉是戰略思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是戰略取向，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則是戰略的具體化。

　　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並不是“三農”政策的一個方面，更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樣，僅僅是搞“新村建設”，讓農民住進小區。而是當前“三農”工作的一個抓手，是“十一五”乃至更長時間中國農村發展的總目標、總思路。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在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認為，首先“新”在新農村建設有一個全新的環境和背景，亦即我國已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要讓公共財政大幅度向農村傾斜，讓城市大門向農民敞開。他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最核心的問題，是“錢從哪來？花到哪去？”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都要自覺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形成各級財政支持“三農”的良好氛圍。

　　馬曉河最近在四川作了一次調查。他説，100戶農民在回答問卷時，完全願意搞新農村建設的佔28%，68%的農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錢就願意搞新農村建設。這説明，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政府為投資主體，才會得到農民的擁護。今後幾年我國的“三農”政策應從“少取”擴展到“多予”，重點解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問題。

　　新農村建設需要多少資金？根據馬曉河在江西贛州、四川瀘州等地25個村莊的調查，當前開展新農村建設，按照一定標準要滿足農村道路、安全飲水、沼氣、用電、通訊、廣播電視等建設，扣除已經建設完成的投資項目，全國平均每位農民需要投資約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貧困山區、丘陵和一般地區投資需求較大，而城市近郊投資需求相對會低一些。

　　韓俊説，在城市帶動農村方面，要將政府部門的職能真正延伸到農村。比如説農村的垃圾問題，50多年來沒人管，現在北京市已要求市政管理委員會把農村的垃圾問題管起來。再比如，要將城市優質的人力資源導向農村。現在北京市在市區挑選了100所師資力量很強的學校與郊區的100所學校結成“一幫一”的對子，這都是有益的嘗試。

　　“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新”在它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綜合概念。馬曉河認為，絕不能把新農村建設片面地理解成“新村建設”，不是農民住進了小區就算建成新農村了。

　　馬曉河説：“新農村之‘新’，還體現在它的以人為本上。”在他看來，新農村建設對“人”的尊重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央一再強調的“農民自願”原則，二是培育和造就新農民。

　　“農民自願”原則要求必須首先考慮農民的真實需求，問題的關鍵不是政府給農民什麼，而是農民需要什麼。新農村建設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據馬曉河的調查，目前農民最迫切需要的是路、水、電、氣等短缺的基礎設施。

　　“新農民”則是要通過發展農村的文化教育事業，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馬曉河説，“其根本是要給農民一個平等的自我發展的空間。” ...詳細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