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增"248窟28日首次加固 將開放遊覽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23日 17:34)

　　新華社蘭州１０月２３日電（記者王艷明）隨著首部全面反映莫高窟北區考古成果著作《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今年全部出齊和莫高窟北區加固工程本月底的開工，佔莫高窟總洞窟１／３的北區首次揭開了神秘面紗，而北區新發掘出的眾多珍貴原始資料，也消除了人們對“敦煌學”研究將因材料被挖掘殆盡而走下坡路的疑慮。敦煌研究院保護所所長王旭東説：“從本月２８日起，歷時約一年的莫高窟北區加固工程將拉開帷幕，這是歷史上首次對莫高窟北區實施大規模加固維修。”集壁畫、彩塑、建築于一身的敦煌莫高窟，被公認為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連續營造時間最長、內容最為豐富的石窟長廊和佛教藝術殿堂。但就在如此聞名於世的世界文化遺産之內，人們關注的只是有壁畫和彩塑的南區，而北區幾乎被遺忘。長期以來，由於缺乏足夠的考古信息和研究成果，莫高窟北區崖面上一片荒涼的“破洞子”很少有人問津，就連學術界也在觀望。北區崖面上的洞窟數量有多少？洞窟形制有什麼特徵？開鑿數以百計的洞窟又有什麼用途？它們在莫高窟石窟群中佔有什麼地位？沒有人能夠做出回答。

　　

為了弄清這些問題，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５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敦煌研究院的考古人員對莫高窟北區先後進行了６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今年由文物出版社全部出齊的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就是這一系列考古的集大成之作。

　　曾主持莫高窟北區考古發掘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彭金章説，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中，長期以來人們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基本都有了解答，儘管許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對於敦煌遺産來説，莫高窟北區考古無疑是一次重大的考古新發現。

　　通過此次系統考古發掘和研究，專家們確知，北區崖面現存洞窟２４８個，其中新編號洞窟２４３個，加上南區已知的４８７個洞窟，莫高窟現存洞窟“新增”至７３５個，基本恢復了唐代碑刻中莫高窟“窟室一千余龕”的原始面貌。同時，專家們還發現了“前室和一個後室”、“前室和雙後室”、“前室、一個中室、一個後室”等過去從未發現過的洞窟類型。

　　彭金章説，除了洞窟的數量之外，北區的性質如何，古人鑿此有何用途，一直困撓學術界。過去有人推測，“北區洞窟是畫工和塑匠的住所”，但在數年的發掘和研究中，不但沒有發現上述資料，反而發現了禪窟、僧房窟、瘞窟、廩窟和禮佛窟等洞窟類型，從而證明，北區是當時僧眾生活、居住、修禪以及死後瘞埋的場所。依託敦煌石窟藝術和藏經洞出土文獻，上世紀初，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産生。近一個世紀以來，“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幾乎成了敦煌學界的“金科玉律”，但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和可用新材料的挖掘殆盡，許多人擔心，敦煌學會不會在新世紀走下坡路。莫高窟北區的考古新發現，無疑消除了人們的顧慮。

　　彭金章説，在北區出土的諸多遺物中，首屈一指的要數回鶻文、藏文、梵文、婆羅迷文、回鶻蒙文、八思巴文、敘利亞文等多種民族文字的珍貴文獻，它們的發現儘管與上世紀初藏經洞“寶藏”不可同日而語，但其珍貴价值也讓學術界吃驚不小。如漢文《排字韻五》文書是失傳已久的佚書，西夏文《碎金》、《地藏菩薩本願經》、《番漢合時掌中珠》殘頁都是國內甚至世界上現存的孤本，另外發現的回鶻蒙文、八思巴文、敘利亞文文書還是敦煌地區首次發現。

　　除文字資料外，在北區出土文物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了波斯銀幣、西夏錢幣、回鶻文木活字等，這些都是敦煌地區首次通過科學考古發現的珍貴文物。另外，北區還出土了一批銅器、木器、鐵器、陶器和棉麻毛絲織品等。專家指出，這些文物同樣有較高的考古和研究價值，將對敦煌學研究産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展示是所有文化遺産自覺承擔的社會功能，敦煌也不例外，從１９７９年開放至今，先後有８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４００萬人次的遊客參觀了莫高窟。但隨著遊客的逐年增多，脆弱的壁畫和彩塑已經不堪重負。如何“解放”洞窟，為世人所共同關注。

　　近些年，敦煌研究院試圖通過參觀預約、打造虛擬洞窟等方式來緩解保護壓力，但面對蜂擁而至的遊客，仍是收效甚微。因此有人提出建議，“開放北區將是分流遊客的一個重要方式”。隨著北區系統考古的完成和加固工程的即將展開，北區向遊客開放提上了歷史日程。敦煌研究院保護所所長王旭東説，在此次北區加固工程中，除對崖體進行全面加固和維修外，敦煌研究院還將選擇一批洞窟建設相關基礎設施，為開放做準備，一年之後，北區將成為吸引遊客的新亮點。（完）

　　敦煌保護實現了三大跨越

　　新華社蘭州１０月２３日電（記者王艷明）從１９４４年至今，敦煌保護事業先後經歷了文物守護、搶救加固和科學保護三個時期。敦煌研究院副院長李最雄説，這三個時期就是敦煌保護的三大跨越。

　　“我們初到這裡時，窟前還放牛羊，洞窟被當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他們在那裏做飯燒水，並隨意破壞樹木。洞窟中流沙堆積，脫落的壁畫夾雜在斷垣殘壁中隨處皆是。洞窟無人管理，無人修繕，無人研究，無人宣傳，繼續遭受著大自然和人為毀壞的厄運。”這是１９４４年常書鴻等人初來莫高窟時見到的情景，他的回憶文章保存了這一珍貴歷史資料。

　　常書鴻是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是敦煌石窟保護與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帶領下，敦煌保護事業在千瘡百孔和“一窮二白”中起步。由於正處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受人力、財力所限，直到１９４９年，當時所做的一些保護工作基本上只能達到一定的看守作用。１９５０年，國家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了對敦煌石窟文物的保護和研究，並於１９６１年確定敦煌石窟為首批全國重點保護單位。１９６３年，莫高窟歷史上最大的搶險加固工程正式開工，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撥付１００萬元作為專項資金。

　　李最雄説，除了莫高窟浩大的搶險加固工程之外，從上世紀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人們還對１２５０多平方米瀕臨脫落的壁畫進行了邊沿加固，對２６０多身傾倒和骨架腐朽的彩塑進行了搶救，對莫高窟象徵性建築九層樓進行了維修，對敦煌石窟的重要組成西千佛洞進行了加固等。作為不可再生資源，敦煌壁畫、彩塑等都有著文物脆弱、保護艱巨等特點，為了使這一優秀遺産更好地保存，科學技術成了延緩敦煌遺産衰老的重要手段。

　　李最雄説，從上世紀７０年代末開始，大量先進科技不斷引入了石窟保護的各個方面，如石窟地質與環境調查，環境監測與質量評價，用新技術、新材料加固石窟，綜合性防風固沙，用數字技術對壁畫信息進行儲存，開展遊客承載量研究，採用計算機建立石窟文物、工程和保護修復檔案等。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説，新技術、新材料、新手段的不斷引入，極大豐富了敦煌遺産的保護技術和保護手段，有效改變了石窟內部及其環境的保護狀況，使敦煌遺産的保護工作從原來的搶救性保護，過渡到了科學保護階段。

　　敦煌保護的成效顯著表現在各個方面，其中３０００平方米病害壁畫得到修復和進入莫高窟窟區的積沙減少了９０％，成了兩個可以量化並最引人關注的成果。但在成績面前，敦煌人也清醒地認識到，敦煌遺産規模宏大，內容豐富，保護對象特殊，未來保護依舊任重而道遠。如大量的病害壁畫需要修復，威脅莫高窟的風沙還沒有徹底治理，遊客日益增多對文物的破壞還在不斷加大。這些都需要通過積極的科學探索，用新技術和新手段去解決。（完）

　　邊陲小鎮 世界矚目

　　新華社蘭州１０月２３日電（記者王艷明）能引起全球學者的共同關注，並不斷從事相關研究，敦煌石窟影響的不斷擴大和敦煌學的崛起已經使敦煌這個邊陲小鎮，變成了弘揚中國優秀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地。

　　依託敦煌石窟藝術和藏經洞出土文獻，上世紀初，敦煌學産生並在世界範圍內産生了巨大影響。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柴劍虹説：“莫高窟是敦煌學的發祥地，應該成為全世界最權威、最完備、結構最科學，而且使用最方便的敦煌資料中心，這也是保護敦煌事業能均衡、持續、有效發展的重要條件。”

　　在石窟考古、藝術和文獻研究領域，敦煌研究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通過數十年不懈努力，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們已經出版專著１８０多種，發表論文２６００多篇，對敦煌和莫高窟的歷史、地理、藝術、內容、文化和佛教等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揭示，改變了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局面。

　　日本著名敦煌學家池田溫教授不無感慨地説：“必須承認，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現今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敦煌學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説，在未來的發展中，除在研究領域、研究方向和研究理念與方法上需要創新外，敦煌研究院還要成立三個機構：敦煌學信息國際中心、敦煌學國際出版中心、敦煌學研究國際基金。逐年升溫的學術交流，使每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涌向敦煌。研究敦煌、傳播文化，專家學者的積極參與已經成了弘揚中國優秀民族文化的一個特殊形式，許多人正是通過專家學者和敦煌了解了中國文化。

　　除了敦煌顯學研究和交流産生的影響外，敦煌石窟的無窮魅力正在吸引著海內外的中國文化和藝術愛好者紛紛涌向敦煌。據統計，從１９７９年開放至今，２０多年來，先後有８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４００萬人次的遊客參觀了莫高窟。在這之中，不乏一些外國政府首腦、要員和國際知名人士。為了讓人們更加充分地了解敦煌，每年敦煌研究院除了舉辦各種國內、國際的交流活動外，還要將學術界有關敦煌石窟的最新研究成果傳授給講解員。“這樣做才能讓敦煌學從書齋走向大眾。”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副主任李萍説。

　　敦煌研究院已經培養了一支中國一流的講解員隊伍，他們能用英、日、法等六種語言向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遊客講解敦煌文化。同時，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走近敦煌，敦煌莫高窟開始向所有中小學生免費開放，中國６５歲以上的老年人和離退休幹部也能憑有效證件進行免費參觀。樊錦詩説，展示是任何文化遺産自覺承擔的社會功能，但絕不能以犧牲遺産和文物為代價，為了更好地處理好保護與文化弘揚、傳承間的關係，目前敦煌研究院正在用數字技術建設虛擬洞窟，同時敦煌研究院還在籌建一個綜合遊客服務中心，以解決國內、國外參觀者的更多需求。（完）

　　敦煌已成為中國文物保護的國際合作典範

　　新華社蘭州１０月２３日電（記者王艷明）在莫高窟昏暗的洞窟和狹窄的棧道上，經常能看到外國專家和中國專家共同工作的身影，為了使敦煌遺産傳之久遠，敦煌研究院不斷在國際合作中尋求發展，取得不少成功經驗。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説，不可否認，外國保護機構和組織的積極參與，已經成為敦煌保護的新力量，從資金、技術、人才到設備，源源不斷的國外支持和幫助，使敦煌保護的技術水平、管理經驗得到了提高。國外力量參與敦煌保護始於上個世紀８０年代末，近２０年來，已經有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美國梅隆基金會、美國西北大學、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日本大阪大學等多個國外機構和組織參與了敦煌的保護。

　　他們在石窟內外環境監測、風沙危害治理、壁畫病害機理研究、保護材料篩選、壁畫修復科研及洞窟數字化拍攝、人才培養等方面與敦煌研究院進行了多項合作。其中，最具影響的是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進行的以莫高窟８５窟為主要對象的長期合作。該項目是《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指導下的第一個保護試點，而《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又是國際合作産物，由中國國家文物局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聯合製訂。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所長蒂姆偉倫説：“通過不斷努力，我們克服了各種困難和障礙，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共同目標，莫高窟８５窟的項目實施是良好的，這是在蓋蒂與國外機構合作項目中最成功的一個。”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説：“這是中國文物單位與外國組織合作時間最長、效果最好的一個項目，在１５年的持續合作中，我們的保護技術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學到了許多國外先進的文物保護和管理經驗。”

　　中美雙方在莫高窟的保護合作，受到了中外專家的廣泛關注，他們認為，這是國際文物保護領域的合作典範，所取得的成果，不但解決了莫高窟本身保護中的諸多難題，而且對絲綢之路其它石窟和古遺址的保護都有借鑒意義。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持續一個長期的國際合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文物保護上，每前進一步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可敦煌研究院在與國外機構、組織聯合保護敦煌遺産中，卻做到了進展順利和成效顯著。樊錦詩説，敦煌研究院選擇的都是技術水平高、信譽好、實力強和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合作夥伴，他們在文物保護技術、修復工藝和管理經驗上都是世界一流的。另外，在合作保護中，選擇的都是雙方感興趣的項目，都是敦煌文物保護中亟待解決又無法解決的課題，保證了敦煌國際合作項目的有效開展和持續進行。（完）

　　六十年“面壁”鍛造“敦煌精神”

　　新華社蘭州１０月２３日電（記者王艷明）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６０週年，同時也是敦煌保護與研究事業的奠基人常書鴻誕辰１００週年，從下半年起，一系列紀念和研討活動在敦煌陸續展開，弘揚敦煌人６０年堅守大漠的“敦煌精神”就是主要內容之一。

　　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説：“我們是在沙漠戈壁中搞保護，每前進一步，都需要巨大汗水和勇氣的付出，並能耐住寂寞和孤獨的挑戰，敦煌研究院幾代人努力工作而形成的‘敦煌精神’，是我們前進中的動力，這一點永遠都不能丟。”

　　１９４４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所長，這是中國成立的第一個石窟文物保護機構，敦煌從此結束了歷史上無人管理的狀態，常書鴻等第一批守護人不光成了敦煌石窟保護和研究的奠基者，同時也成了“敦煌精神”的創造者。“燈是從老喇嘛那裏借來的，是用木頭剜成的，燈苗很小，光線很暗；筷子是剛從河灘上折來的紅柳枝做成的；主食是河灘裏的鹹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麵片；菜是一小碟鹹辣子和韭菜。”這是第一代敦煌人１９４３年到達莫高窟後的第一頓晚餐，而這樣的生活此後在莫高窟延續了幾十年。

　　在老一代敦煌守護人中，范華是唯一在世並６０年沒有離開莫高窟的人，在莫高窟搞了一輩子後勤工作。范華説，在敦煌事業的初創期，敦煌人睡的是土坑，用的是土坯做支架的桌子和書架，甚至連沙發都是土坯砌成，然後鋪上舊棉絮，幾乎是清一色的土制傢具。直到１９６２年，莫高窟還沒有電，而上山（上莫高窟）和進城（到敦煌縣城）時，常靠一輛舊牛車，往返一趟，至少一天一夜。１９６５年，才迎來了第一輛轎車。

　　由於參與並體驗了敦煌人早期的艱苦創業歷程，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施萍亭用“打不走”形容了敦煌人的精神情感，併發表了題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的文章。她説：“敦煌人的生活、工作是苦的，然而，敦煌人除了因孩子上學不便而感到有點內疚外，他們似乎不感到什麼苦。”常書鴻、史葦湘等頑強地留了下來。施萍亭説，那個時候，他們都是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如果想離開敦煌，易如反掌，但誰都沒有這樣做，甚至沒有這樣想。

　　時至今日，與其它地方相比，敦煌的工作條件、生活環境及各種待遇等還存在一定差距，可敦煌研究院的數百名研究者、講解員、保衛人員等卻長年堅守在大漠戈壁，甘於與寂寞和清貧為伴。“離開敦煌幾天就會想敦煌。”僅僅來敦煌工作４年，魏丹已經成了新一代“打不走”的敦煌人。她説，院裏很多年輕人同她一樣，之所以選擇在大漠戈壁紮根，除了敦煌藝術的召喚之外，還有一種精神在感染著他們。為了讓“敦煌精神”世代相傳，今年８月，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暨常書鴻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常書鴻銅像也永久地屹立在了大泉河畔。（完）

責編：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