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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共産黨人永遠的政治本色

講武堂特別節目:解讀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

發佈時間: 2013年08月14日 15:40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 央視網 |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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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第三個問題、中國共産黨歷來重視清廉建設

  中國共産黨從誕生之日起,就經常不斷地採取各種措施防止腐敗、倡導廉潔。

  早在黨的一大黨綱和二大的黨章中,就有了對黨組織的財政情況進行監督、對黨員進入資産階級的政府為官進行限制的規定,目的是防止黨員官僚化和脫離群眾。

  1924年國共合作後,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有的還在國民黨、國民政府裏擔任職務,少數共産黨幹部經不起"燈紅酒綠"誘惑而腐化變質。1926年8月4日,黨中央發出通告,指出這些人"在個人生活上表現極壞的傾向","在經濟問題上發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要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

  1927年7月,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産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有了專門的黨內監察機構,是規範性地開展黨內監督和反腐倡廉的起點。

  在武漢,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有一塊展板,上面寫著當時在中央蘇區流行的一首歌謠,叫《檢舉歌》:"不要空過一分一刻,不要浪費一升一粒,節省一片都為著戰爭,快,拿起階級的警覺與鐵錘,去洗刷貪污浪費消極怠工者,去肅清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來批評與説服我們的同志,用互助的精神,來幫助與教誨我們的弟兄,互相監督互相幫助用一切的努力,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提高革命的勞動紀律。"這首歌謠,反映出我們黨在幼年時期就對貪腐現象堅決拒絕的態度和高度的警惕。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新政權一建立,就對官僚主義、貪污浪費等腐敗問題展開了堅決的鬥爭。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農檢察部部長項英發表文章《反對浪費嚴懲貪污》,他説:現在正當紅軍在前方進行革命戰爭,奪取贛州的緊張時刻,誰要浪費一文錢,都是罪惡,若是隨意浪費,那實際是破壞革命戰爭。所謂浪費,也不過是"一個區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2900個,吃仁丹一個人一天吃了8包",今天看來,實在算不了什麼,可項英説:"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啊!"強調"對於一切浪費經濟,特別是貪污分子,都要給以嚴厲的懲辦"。就在那個時期,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給後人留下兩句經典的語錄,一句是:"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一句是:"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

  紅軍長征時,中華蘇維埃政府有一批銀元、金條要帶著走,於是就分給紅軍戰士背著行軍,形成了一個流動的"金庫",背銀元的戰士就像一個個保險櫃。紅軍戰士吳吉清後來回憶:"我分到了30塊銀元,一直背著長征。在極其困難的爬雪山、過草地環境下,吃草根、啃樹皮,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完,我沒有丟失和借用其中一塊銀元。那30塊銀元裏有幾塊袁大頭、幾塊龍字洋、幾塊蘇區造,每塊銀元上哪有點疤痕,哪劃有記號,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因為這30塊銀元是紅軍的資産,像我的生命一樣重要。我把這30塊銀元從瑞金背到延安,背到延安的國民經濟部的'永豐棧'裏。"我們説,紅軍戰士有一顆金子般、銀子般、紅彤彤、亮堂堂的心,比他背著的銀元值錢一千倍、一萬倍。

  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課文《豐碑》,講述了長征中一個軍需處長的故事。某部路過雲中山時,一位將軍看到一個凍僵了的"老戰士",倚靠一棵光禿禿的樹榦坐著,一動也不動,好像一尊雕像。他渾身都落滿了雪,半截紙卷的旱煙還夾在手指間,煙火早已被飛雪打滅。將軍憤怒地問:"他為什麼沒有棉衣?去把軍需處長找來!"有人小聲地説:這位凍死的同志就是軍需處長,他把能發的東西都發給了戰士,卻沒有給自己留下一份……將軍含淚無語,抬起右手向他敬了一個沉甸甸的軍禮,被大雪覆蓋的軍需處長成為一座晶瑩的豐碑。將軍感慨:如果勝利不屬於這樣的隊伍,還會屬於誰呢?

  (3)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開展了整風運動,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與此同時,高揚反腐倡廉大旗,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成就,為今天留下了許多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例如,以德導廉、以法保廉、以儉育廉、監督促廉、領導帶廉等舉措,至今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延安時期近13年,在那物質資料極端匱乏、生活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黨和人民群眾對理想和事業的追求沒有一絲一毫的動搖,始終保持著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毛澤東曾自豪地説:"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風,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著名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正如習總書記所説:這裡面,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曆史上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奮鬥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也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七屆二中全會還作出了六條規定:一、不給黨的領導人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以防止對個人歌功頌德的現象。64年後,2013年7月11號,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站在這六條規定前,一條一條地對照:"不做壽,這條做到了;不送禮,這個還有問題,所以反'四風'要解決這個問題;少敬酒,現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關鍵是要堅持下去;少拍掌,我們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這一條堅持下來了;第六條,我們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就在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第10天,中共中央領導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毛主席對他的同事們説:"我們去進京趕考。""但願我們能考出好成績,不要退回來,我們不做李自成。"抵達北平之際,毛主席不準舉行聲勢浩大的入城式和動員群眾夾道歡迎。25日進駐香山雙清別墅,毛主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掉院子裏白天還亮著的燈。這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人民的兒子的本色。

  (4)新中國成立後,為了防止和反對腐敗,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先後開展了整黨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新三反"運動,60年代初,頒布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克服官、暮、驕、嬌四氣。"文革"中,黨風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70年代中期鄧小平領導整頓,對工業、農業、文藝、鐵路、鋼鐵、軍隊等進行全面整頓,軍隊主要是解決腫、散、驕、奢、惰問題。90多年來,我們黨為著保持清廉的政治本色,一直在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第四個問題、清正廉潔事關生死存亡

  三國時的魏國,有個叫高堂隆的官員,很廉潔、很耿直,臨死時還讓家人對他薄葬。他曾總結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訓説:"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豈料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唐朝詩人杜牧有一篇《阿房宮賦》,也是大家很熟的:"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他們所説的道理,就是國家興亡,內因起決定作用。正如鄧小平所説:"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産黨內部。"

  清廉問題,關係到一個政治團體、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古今中外,教訓實在是太多了。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説:"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寥寥數語,揭示了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來一串深刻的教訓,一條看似簡單卻往往被遺忘的規律。

  在蘇聯十月革命初期,曾流傳著一個動人的故事:糧食人民委員(相當於糧食部部長)瞿魯巴因饑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在饑荒時期,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1普特等於16.3805公斤)糧食的權力,但是,他卻沒有從中留下能填飽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糧食。列寧知道後,親自倡議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目的是為了在饑荒年代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能夠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這個做法,人民群眾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可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後,"療養食堂"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幹部的特殊食品配給的一個制度。到後來,蘇聯共産黨的特殊待遇慢慢蛻變為特權,黨開始把自己和人民隔離開來了。即便是在全國爆發大規模饑荒、餓死數百萬人、出現人吃人現象的20世紀30年代初的特殊時期,蘇聯特權階層的特供也仍然毫不動搖地存在。

  法國著名作家羅曼o 羅蘭于1935年6月對蘇聯進行了近1個月訪問,之後他寫的《莫斯科日記》見證了當時蘇聯特權階層的存在及其腐敗。他還提到即便"像高爾基這樣善良和寬厚的人,也在吃飯時浪費夠許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覺地過著封建領主的生活方式。"

  斯大林女兒寫了一本書《僅僅一年》,書中説:"父親不知道,他的一頓晚飯值多少錢,……因為他是從來不用掏錢的。他的生活全部由國家包乾。每個月從蘇共中央、國防部、部長會議以及其他由他當榮譽成員或象徵性成員的機關源源不斷寄來的工資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屜裏了。"

  (5)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麼一切也就完了。"據資料記載,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僅佔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僅佔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佔11%,也就是説,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並不認為蘇共是他們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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