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叫彭萬德，1953年出生，現年59歲，家住四川省宜賓縣白花鎮黎明鄉蔡家村騎龍社，初中文化。是我們村一名鄉村赤腳醫生，1972年開始行醫，中途數經波折，但一直未曾改變他兢兢業業幹好赤腳醫生的想法，這樣一幹就是40年。

彭萬德

      窮山僻壤，就醫困難。

      我們家鄉是是一個窮苦偏僻的丘陵小山村，至今沒有通公路，道路泥濘，每到下雨，便不能出門。距離最新的鎮醫院相距20公里。全村2000多人，大部分就靠養豬、種點莊稼地勉強維持溫飽生活。

      當兵三年，退伍再從醫。

      1972年由於急需農村赤腳醫生，父親是當時鄉里僅有的幾名個初中畢業生，響應組織號召，就報名參加了縣裏組織的醫生培訓班，接受了半年的醫療培訓知識後回老家當上了一名赤腳醫生。

      1973年應召入伍當義務炮兵，3年後按照當時政策，1976年退伍回到老家，之後就真正地當上了我們村裏的唯一鄉村赤腳醫生。

      記得小時候，差不多每隔二月常用藥就消耗完了，得重新進藥。當時鄉里也有送藥到家的藥品推銷員，但價格比藥店貴了很多。為了最大減少藥品成本，幾乎每次都親自趕車到宜賓市、內江市大型批發藥店去進藥。

      由於地處丘陵山區，為了坐上進城班車，每次都需淩晨4、5點出發，行走2小時的山路才到公路。回家的時候都是肩挑重重的兩袋藥品，有時要進藥太多的話，還會帶上我母親。

      有時趕車，連一頓飯都顧不上吃，同時為了減少生活費用，因此每次都是自帶乾糧和手電筒，當天淩晨出發、當天夜晚回家。

      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種艱辛和窘迫，在現在看來，是不可想象。

      醫術精明，門庭若市。

      幾乎每位病人前來，父親都要親自聽診、把脈，詳細詢問病情，對症下藥。經常進行傷口包紮，簡易手術。

      據説80年代後期，有幾位久治不愈的村民找我父親看病，幾副中藥加西藥打針，結果病根徹底治愈好了。從此我父親的聲譽不脛而走，附近幾個村的村民稍有病症都會來找他看病，很多幾十公里遠的也慕名而來。

      除了日常看病外，還當上兒童接种醫生，負責本村的兒童接種疫苗。

      父親不僅給人看病，還兼顧著獸醫，給村民的豬、牛、雞等家畜診斷打針。

      那時我父親的蔡家村醫療診所裏，人頭攢動，門庭若市。這也成了我們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解決了我們三姐弟上學費用的部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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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設點，方便群眾。

      我父親有3個醫療診治點，除了在村醫療站外，在家裏也設置了醫療點。每當二、五、八日趕集的那天，就在街邊長期租用一間房子作為臨時診所。

      有些病人病情嚴重，或不方便出門，對於村民傳話上門救助急診，父親幾乎是每喊必應。經常夜晚出診，翻山越嶺幾公里，去老鄉家看病，半夜才回家。有幾次在路上都滑倒扭傷了。我母親每次都擔心的很，非得等父親回來後才肯入睡。

      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傍晚接到8公里外的一個傳話，叫父親上門看病，正值天下大雨，途經的一條新堰河暴漲。在過河時不小心掉進喘急的河流，幾經掙扎爬上了岸，忍受著疼痛還是堅持看完病情後才回家。

      由於農村窮，很多病人都沒有更多錢支付藥費。父親都是按照最低成本價收取費用。對於不能及時支付費用的，都緩交，登記在冊。由於欠帳的太多，五十頁的本子，差不多每年都要換一本新的。有些病人家裏確實沒有錢支付，一欠就是幾年，甚至直到去世，父親也沒有去追討。父親常説的一句話，誰家沒有一點困難。

      藥價低、可賒欠、熱情大方這也是很多村民找我父親看病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極大解決了當時農村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實際困難。

      無悔奉獻，操勞成疾。

      父親是一名有著30年黨齡的老共産黨員，雖然沒有豪言壯語，當平凡工作中兢兢業業，生活瑣事中多方操勞。特別是供養我們三姐弟讀書求學。當時農村流行“讀書無用論”，但我父母經常説的一句話，只要你們能讀想讀，就是砸鍋賣鐵，也得想辦法供你們讀書。

      在他們激勵和影響下，我們三姐弟讀書成績一直都不錯。初中那時，我成績一直是學校的第一名，這也為父母掙了不少的臉面。

      1995年我姐考上一所重點中專，1997年我哥和我同時考上縣裏一所重點高中宜賓縣二中。2000年我考上了成都理工學院，我哥考上了攀枝花大學。但由於高中期間花完了家裏所有積蓄，我哥和我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復讀。復讀期間，學校免除我們所有的學雜費，還支付了部分生活費。2001年我哥考上了四川師範大學，我也考上了西南石油大學。同時供出2個大學生，這是我們村裏也屬首次，這更加堅定了父母供養我們讀書成才的信心和動力。

      父母為了籌集我們讀書費用以及上大學期間，日夜操勞。我父親除了看病救治、上門急診、多處設攤，還和母親一起操勞農活，一年四季都輪換種植花生、小麥、稻穀、玉米、油菜、紅薯等等，家裏還養育5、6頭豬。常年的辛苦艱辛，不知疲倦，父母雙雙落下疾病。母親心率不齊，經常性感冒發燒，父親更是患上了高血壓、糖尿病。

      暫別一年，重操舊業。

      2005年我哥和我大學畢業，同時我姐的小孩出生無人照顧，父親只能辭去村衛生站醫生，和母親一起去廣東東莞幫忙照看外甥。村衛生站只得交給另外一個年輕醫生。

      由於水土不服，也考慮到子女生活壓力，不到一年，父母就又回到農村老家，母親又重新拾起鋤頭下地幹農活，父親也暫別一年後，又重操舊業。由於村衛生站已轉給別人，無法再重新取得。只能在村社裏租賃一間房子作為醫療點，同時上門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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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醫改，漸生退意。

      2008年農村醫療改革推行到老家，村民到鄉鎮醫院看病可以報銷部分醫藥費，找父親看病的人也就越來越少。考慮到年事已高，身體也欠佳，父親漸漸地也退出醫療站，只在家設點方便附近村民就醫。

      難捨醫緣，力所能及。

      2010年集中村衛生站站長邀請父親去幫忙，需每隔一天趕集日子，行走5公里去站裏坐診。我們做兒女的都不願意他再去奔波，勸他在家安心歡度晚年。但父親還是決定去，他説畢竟還可以利用一己之長，力所能及的幫助鄉親，同時還可以鍛鍊鍛鍊自己身體。

      我們勸其不聽，只得由他去了。就這樣至今，每隔一天，就來回10公里奔走于醫療站和家之間，平時裏下地幹農活，仍然上門急診。

      這就是我的父親，一名千萬農村赤腳醫生中的一員,40年來的堅守執著，40年來的醫療服務。他們沒有驚天動地，沒有豪言壯語，只是默默得堅守著這份職業和責任；他們不求回報，不求舒適，為了就是最大方便生他養他這片土地上的鄉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