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的經歷最難忘

　　故事要從33年前説起。

　　1978年，高考恢復，俄木爾呷的考試成績上了四川省合格線，但卻因體檢查出肝臟腫大4公分，上大學的機會就此遠離了他。“但是我至今都沒有吃過任何跟肝相關的藥，也沒有發過病。” 俄木爾呷笑著對記者説。當記者問到他當初為何沒有再檢查一次時，他也只是笑著搖頭不再多説，沒有絲毫後悔的神情。

　　同年，俄木爾呷從每個月工資8元錢的民辦教師做起，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

　　1979年下半年，俄木爾呷考上了公辦教師，在喜德縣則約鄉和平小學一幹就是3年，每月工資49元錢。

　　這些最初的回憶，對於已經55歲的俄木爾呷來説，仍然歷歷在目。可是對於後來日漸好轉起來的生活，很多事情和數字他卻記不清楚了。1982年至1995年，俄木爾呷開始在喜德縣東河鄉中心校任教，這12年時間，為他後來自辦學校奠定了基礎。其中，經濟基礎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他卻怎麼想不起那些年每個月拿的是多少錢。

如今，俄木爾呷依然在擔任五、六年級學生的語文老師，每月收入3000余元，除去個人開支，他還要為部分極為貧困的學生繳納每學期每人35元的雜費。

夢想照進現實

　　執教26年後，經過深思熟慮，1995年2月5日，俄木爾呷在作文本上寫下五頁《申請辦學報告》。同年8月25日，一所用木板做課桌、用天然荒地做活動場地、僅有一間教室、公辦教師和代課老師各1名的私立公助的山村小學，迎來了40名彝族學生。“有4個娃娃現在讀大學了，” 俄木爾呷伸出左手給記者示意，用右手指著不遠處的一間土坯屋繼續説，“最早的教室就在那兒，現在它是伙食團。”

   在這份寫于16年前的報告裏，記者首先看到的，是俄木爾呷的用心良苦。招生對象之一：“向本鄉、外鄉家長慾望求學，但經濟困難的女學齡兒童十名住進校內，免費學習”；在寫到活動場地時，他還特別備註：“但活動時我校一定注意學生的安全”。

　　報告中，更多的是俄木爾呷對未來的展望。“暫招一個班，以後創造條件，逐年增班達到六個班級”—— 2001年，二五小學已屬於完小，至今，學生已達150人，公辦教師和代課老師各3名；“以後逐年增修（教室），爭取磚木結構，未來向鋼筋混（凝土）結構而努力”——2010年5月20日，在愛心人士的資助下，四間鋼筋混凝土教室終於落成。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已送走一批又一批學生的俄木爾呷指著一間又一間見證了他16年艱辛辦學路的教室，眉眼裏儘是深深的滿足。

彝家漢子做“蠢事”

　　“我老婆在我以前教書的學校食堂做飯，我的三個娃娃都當老師去了，我們一家人都跟學校撇不開關係啦。”“你有沒有刻意培養或者要求你的娃娃都要像你一樣當老師？”面對記者的提問，俄木爾呷又是笑著搖頭。

　　但是，翻開他十年前寫的《申請救助報告》，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目前，我要供大女兒讀涼山民族師範校，準備事業後繼有人，也要供長子讀中學，將來讀高中、大學，畢業後參與本行事業。……生活的確困難，又要支付學校正常的費用，憑我每月的工資遠遠不夠理想，妻子和孩子們無時無刻都在指責我，説我：‘彝家漢子做蠢事’。”

　　如今，俄木爾呷的兩個中專畢業的女兒和一個本科畢業的兒子，都在外地學校做老師。教書育人，貫穿了他的人生和他的家庭。“有個娃娃沒考起教師資格證，我喊她給我當代課老師，結果她嫁去綿陽了。不過也還是在當老師，教幼兒園。” 俄木爾呷説。

一所學校 畢生心血

　提到如何解決辦學經費問題時，俄木爾呷説：“我到處去求人。”他去過山腳下的收費站、不遠處的兩個林場為代課老師找到了工資來源；又數次以書面形式向州開發辦、縣教育局、鄉政府、中心校等單位提交申請救助的報告。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匯聚成了如今的樣子。

　　“老師們今天都不在？”“今天週末，休息的時間我喊他們來了，上課的時間他們就鬧倒要休息咯。”俄木爾呷開玩笑道。

　　“這些小娃娃聽話不？” 記者又問。俄木爾呷一臉慈祥，“乖哦，他們喜歡和我玩，他們都是我的小孫子。”

　　“為什麼叫二五小學？有三個意思。”在記者翻看學校的歷史資料時，俄木爾呷自問自答的介紹起來，“我爸爸叫俄木以五，取他名字裏的‘五’，取我名字裏的‘爾’，合起來就是‘二五’；二加五等於七，六加一也等於七，兒童節那天是6月1號，那麼‘二五’就可以代表兒童；‘二’是雙數，‘五’是單數，數字就是單數和雙數的循環，我希望我的小學，可以永遠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