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的一面告訴我，中國總能摸著石頭順利過河; 而悲觀的一面也在擔憂，中國的改革開放接著要面臨比過去更刁鑽、更複雜的問題，中國能像以前那樣有驚無險地克服每一個困難嗎？”
本刊記者/劉婉媛
關於改革開放，關於中國30年以來的變化，這個題目對於許多外國人而言猶如霧裏看花。而當這位外表內斂的英國人拾起這個話題，言語頓時滔滔不絕，眉目間難掩興奮。
托尼 賽奇，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哈佛大學中國高級官員培訓班的主要負責人。事實上，這個項目是他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福特基金會駐華首席代表期間一手促成的，如今，這個項目已經培訓了6期中國司局級以上的高級官員。
與中國的淵源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倫敦大學碩士生賽奇從香港步行過羅湖橋來到了深圳。在北京，他迎頭趕上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幫”……那個與世隔絕而又驚心動魄的中國，讓這位年輕人百感交集。30年過去，中國已經今非昔比，而賽奇依然感慨：“這個國家永遠讓我感到驚奇。”
“那時，緊張的氣氛遠遠超乎我的想象。”
中國新聞週刊：當年，為什麼選擇來中國呢？
賽奇：我來中國時是1976年。當時，我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政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對中國感興趣是有原因的：那個時候，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左翼學生運動風起雲涌，我也是其中一個積極分子。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毛澤東就是左翼運動的一個標誌符，我們在遊行中以他為利器，批評自己政府。可當時我總有個感覺，我們對中國肯定有很多誤讀。我們這些西方人，沒見到過中國是什麼樣子，只能看到中國的一些宣傳冊説中國是如何的偉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妙不可言。而我自己，也讀過毛澤東選集。那麼，真正的中國是什麼樣子，我很想去了解，所以就選了中國作為研究的方向。
不過，我從沒想過自己真的有機會去中國，直至中英政府之間有了交換學生計劃，我很幸運地獲得了這個獎學金。
中國新聞週刊：那個時候的中國，給你上的第一課是什麼？
賽奇：其實，第一印象挺美好的。我和同行的15名英國學生先飛到香港，從香港步行穿越羅湖橋來到深圳。當時的內地與香港邊界，沒有一點喧囂，沿途還有好多水牛，一切都那麼悠遊自在，那麼自然閒靜。
直至在北京語言學院落腳，幾天后我才發現，緊張的氣氛遠遠超乎我原有的想象。當時，我幾乎不懂中文，也就在來華前臨時抱佛腳學了幾句“你好”“廁所在哪”之類的話，不過，我發現即使中文再好也無法和中國人溝通。當地人對我們非常好奇，盯著我們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話，他們就會退避三舍——他們認為和外國人説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有時候我們搭乘公共汽車。你知道，公共汽車一到站，所有中國人就一哄而上。但只要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也在等車，他們就會馬上讓出一條路來，讓我們先上車、坐下，接著，他們又嗖地一哄而上。在車上，中國人會和我們保持距離，公車永遠都那麼擁擠，但我們身邊總有大約5米的空位。
在語言大學呆了三個月後，我就去了南京大學，成為那裏自1939年以來的第一批“資産階級”學生。在南京大學，他們破天荒地讓我在校足球隊踢球。不過，因為我是外國人，他們都不願意和我有任何觸碰，更別説是鏟球、踢人之類的動作。所以，我們隊當時的策略就是都把球傳給我，對手看到我控球，就全跑開了。
我在南京大學主修中國歷史，剛開始是學習中國當代歷史，但那純粹是浪費時間，因為課本上講的都是什麼“兩條路線鬥爭”“修正主義路線”。後來我改修中國近代史，研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什麼的，還算有點意思。
儘管如此，當時在學校、在課本上學的東西並沒有太多新意。真正讓我學習到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貧窮的、封閉的中國。那裏的人們對外界一無所知，而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是不需要也不應該了解外面的世界。人們沒有選擇，當局對政治的控制嚴密得超乎外界所有人的想象。三天兩頭就有一次政治學習。當看著人們坐在政治學習會上，百無聊賴直至打盹，我就覺得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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