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30年：從器物到內省

　　作者：梁強

　　作為一個晚近的新興民族國家，新中國既缺乏現代國際體系的外交實踐也缺權力均衡這樣的歷史經驗，但中國領導人始終能以其特有的現實主義稟賦抓住對外政策問題的核心。

　　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周恩來兩位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作出了建國後最重大的外交決斷，擯棄意識形態作用下向蘇聯“一邊倒”的戰略，與美國這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建立了心照不宣的聯盟，新的反蘇“一條線”戰略導致了冷戰以來最重大的一次國際權力均勢的變動；而中國也通過這樣經典現實主義意義上的外交革命，正式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成員資格，向世界明確了自己的大國地位。

　　儘管國內政治此時仍處於10年動亂的浩劫中，但這一最重大的外交決策卻為之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必需的外交前提。可以説，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外交。

　　從戰略大三角到地區穩定器

　　在漂亮地完成向大國政治的轉身後，鄧小平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和平國際環境的國內至上的實用主義，為中國外交注入了新的內容，即以強大的經濟力量作為增強國家權力的主要支柱。北京相信，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沒有重大的國家安全威脅，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大國會視中國為主要威脅。在短暫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後，中國的整個對外政策很快進入了這一新的軌道。

　　由此帶來的外交議題和日程上的改變是巨大的。一方面，鄧小平延承和發揚了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外交精神，成功地讓中國這樣的弱勢方成為了戰略大三角中的操控者，同時與美蘇這兩大對抗性的超級大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中國褪去了冷戰初期帶有強烈革命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形象，逐漸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貿易和投資市場。

　　此時困擾中國外交最大的問題不再是安全，而是如何成功捍衛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國家主權。具體來説，就是如何妥善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同時又不會因此而影響到經濟第一的大戰略。中美關於台灣問題的三個聯合公報和中英在收回香港問題上“一國兩制”思想的提出，為解決這一棘手難題提供了開放的思路和現實的出路。其背後則是對二戰後美國歷史性地進入亞洲的新權力均勢，和西方在東亞、東南亞建立的以美國軍事力量存在為核心的新安全體制的認可。

　　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西方戰略家們認為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戰略意義已大為降低，這成為他們在“89事件” 後對中國禁運和封鎖政策的依託。但經過十多年的開放後，中國已經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緊密的聯絡。反過來也一樣，畢竟，實用主義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鄧小平對此非常自信，“韜光養晦”的新16字方針的提出表明了他決心讓自己親手開啟的改革開放局面和實用主義外交堅定地貫徹下去。新一代領導集體在確保社會穩定和政治控制的前提下，開始加快對外開放的速度和規模。1997年和 1999年，中國政府實現鄧小平時代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收回香港和澳門。但毛澤東時代傳統均勢外交並未就此失去其地位，在“多極化”和“反對霸權主義”的新口號下，中俄迅速接近，中歐關係也重新進入北京的視野，拉美、非洲、中東地區也開始頻現中國外交官的身影。通過在國際上與主要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外交展現出新的多邊主義特點，而不再是簡單的力學三角或平行四邊形。

　　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美關係經歷了一個階段性的變化：雙方不再是國際政治權勢遊戲中權宜之計的攻守同盟，而成為彼此有深切需要的長遠戰略夥伴。1996年臺海危機，中美軍事艦船幾乎面對面，這也是中美自朝鮮戰爭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軍事對峙，雙方自此都認識到了維護臺海現狀的重要性。進入21世紀後，中美開始了從未有過的共同遏制台獨的努力，在保持必要的軍事威懾的同時，北京的對臺政策也轉向以經濟統合為主。1999年的“炸館事件”和2001年的“撞機事件”也很快被妥善處理，而沒有像90年代初期“銀河號”事件那樣對中美關係産生大的觸動。通過這些不斷的考驗，中美之間不僅建立了新的相對完備的危機或突發事件處理機制，更對雙邊關係的長遠意義和戰略性質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這一時期，中國外交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解除冷戰在亞洲的遺産，如臺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中日關係問題等。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和外交決策者並沒有試圖去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這些問題，而是秉承中國現實主義外交的傳統，穩紮穩打地創建出了兩大新的地區穩定模式，即：以六方會談機制、東盟10+3機制、自由貿易區機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等為支撐的東亞模式，和以反恐、反分裂、反極端主義，以及地區安全、能源、經濟合作為支撐的上海合作組織模式。兩大模式的創建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外交的內容。1997年中國在與東盟對話過程中，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思想，進入21世紀後，中國領導人更多次重申“與鄰為善、以鄰為伴，致力於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方針，從而很好地發揮了大國作為地區穩定器的作用。

　　中國式的大國崛起

　　現實主義的外交發揮和中國大國潛力的不斷展現，在21世紀初，最終形成了這樣一種新的國際政治局面：所有重大的國際和全球性問題，現在沒有中國的參與就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世界各大主要的國際關係智囊和學府裏，兩個問題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和廣為討論：“中國會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嗎？”“如果會，中美如何實現世界政治權力的交接？”

　　中國官方對中國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予以承認，但堅決反對對上述問題做出明確回答。歷史上，伴隨著一個大國的崛起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帝國主義：歐洲帝國主義、沙俄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本中，上述主義都被嚴詞批判過，北京的一貫立場是：中國備受帝國主義的欺淩，因此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反對霸權。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政府必須讓世界相信，國際關係的這一規律不會在中國身上重演。“和平崛起”的提出應該是官方為此做出的一種努力，但從效果看，並未贏得西方多數政治和戰略家的認同。因此，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外交都將面臨這樣一個艱難的路向和戰略選擇問題，其意義不下于當初毛澤東做出的轉向美國以及由鄧小平進一步開創的向西方開放的戰略性決斷。

　　筆者認為，三個原因決定了中美權力轉移或許能夠以與歷史上發生的所有大國權力轉移不同的方式進行。其一，國際政治的均勢制衡規律往往以如下方式發生，即當霸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處於領導地位時，沒有一個次強國願意出面挑戰這一既存的由霸權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只有當霸權國家開始衰退時，才會有國家出來挑戰舊秩序，從而引發衝突以至戰爭。而美國何時會走向衰落仍未可知。其二，歷史上雖然因為權力轉移而發生過多次大國戰爭，但也有像英美在二戰時的和平過渡，以及日本二戰後在日美安保體制下的經濟政治崛起這樣的例子。顯然，權力轉移存在著多種方式，崛起國家除了會謀求打破現有秩序建立自己主導的新秩序外，也會有別的取向，比如仍然認同和接受現存秩序，或只對該秩序在地區層面上作出修正，而對該秩序的大部分予以接納。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國崛起面對的不僅僅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還面對著其背後的整個西方共同體。根據蘭德公司的預測，中國的GDP將在2020年超過美國，但即便這樣，與高收入的OECD國家相比，只有其一半；中國的軍事開支在2020年將達到美國的1/4，但仍只是OECD國家的1/7。因此，中國有可能超越美國，但它幾乎不可能超越整個西方共同體。而且，後者在國際社會中經營了幾百年的軟實力優勢也絕不是中國所能比擬的。如果中國的崛起是挑戰西方共同體及其主導的世界秩序，那幾乎註定不會成功。

　　所以，可行的解決方式之一就是，只要中國這個崛起國成功地融入西方共同體，即便現存的美國霸權式微，但現有的世界秩序也不會因此被破壞或摧毀，更不會發生歷史上多次發生的因為大國間權力轉移而導致的戰爭和國際關係的巨大變革。從理論上講，和平過渡主要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現存秩序是否給了崛起國這樣一種機會，即融入而非挑戰該秩序對其崛起更為有利，二是崛起國對現存秩序的滿意或不滿意程度。

　　儘管一超多強被普遍用來描述冷戰後的國際關係格局，但老布什在冷戰後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並沒有真正實現(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武力打擊就是最好的例證)。現在並且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發揮效用的，仍然是美國在二戰勝利後成為全球頭號力量時(無論從物質權力還是國際道義角度看)由羅斯福提出的“世界藍圖”構想。儘管二戰結束後冷戰很快取代了戰時的大國同盟，但羅斯福設計的戰後世界秩序和體制還是得以建立和發揚光大。德日兩個戰敗國被先後成功納入該體制，從而徹底地解決了困擾歷次戰後重建的戰敗國復仇問題。

　　冷戰結束後，西方共同體又用同樣的方式將冷戰中的絕大部分前敵國吸納進這一體制，這也再次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就在於：第一，這是有史以來最為開放和有益的體制；第二，它不是由某一個霸權國家主導，而是由一批國際社會的先進發達國家共同領導；第三，它為被融入國提供了順利進入的可行性和由此帶來的巨大的發展益處。顯然，這種秩序更易加入而不是去推翻。

　　中國崛起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一個共産黨領導下的國家力量迅速增強，是否會顛覆現有的西方共同體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已昭然若揭，中國已深深植入這一體制——政治上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強之一，經濟上加入世貿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治理上積極參與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議，而這一切也讓中國成為了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國除了更加積極地成為這一共同體的全權成員外，別無選擇。同樣，作為現有的霸權國家，美國也只有一樣武器來“對付”這個崛起中的國家，那就是充分利用現有的秩序和體制將中國吸納進來。由於雙方地緣接近、雙邊關係歷史悠久、相互利益攸關，美國是幫助中國順利被西方共同體接納的最重要力量。未來中國的大國外交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也仍應以中美關係為主軸，以與其他大國和地區力量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多邊外交作為兩個輔軸，共同帶動中國外交螺旋式前進。

　　傳統與自性

　　從戰略大三角到地區穩定器再到中國式的大國崛起，這一描述所反映的只是中國外交這30年外在的器物面，而要深刻地理解中國外交並預判中國外交未來的走向，還需要更加內省地從傳統與自性兩大內在維度去考察。

　　中華民族自近代開國以來形成的兩大思想傳統對中國外交的發展産生了交互式的作用和影響。這兩大傳統一曰本土化，它來源於長久以來中華帝國華夷秩序的歷史積澱，經百年喪權辱國的殖民年代進一步昇華，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即內向性的、孤立主義的固本外交，以求鞏固、深化、拓展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在戰略上可稱之為中國的地區戰略。換句話説，只要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中國就仍將自己看作一個“不完整”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實行不搞對抗，一切服務於中國自身的發展與建設的政策，地區內部的問題成為北京外交活動的主要關注點。學界這幾年提出的“成為負責任的亞洲國家，使自己有較穩定的戰略邊疆或安全圈”以及官方提出的“安定的周邊”、“合作的周邊”、“繁榮的周邊”等就是這一傳統在外交理念上的延伸。

　　二曰西方化。這是百年以來打開國門學習西方走向世界的革新派的精神內核。儘管在建國初期曾有過反帝反殖民的世界革命思想，但真正在外交範疇內體現西方化思想還是在近20年。中國不僅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加入到更多的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法和國際慣例解決分歧，而且發展了新安全觀和國際合作的思想，並標誌性地提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倡議。這表明中國外交對自己的定位已不僅從“拒絕者”轉向“參與者”，而且從“一般參與者 ”轉向“負責任的大國”。許多學者也達成共識：未來20年，中國總體外交思路和外交戰略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由主要為自己發展利益服務的“和平環境”戰略，轉向同亞洲和世界謀求“共同發展與安全的戰略”。換句話説，即使在未獲國家統一的情況下，中國也不僅要維持自己地區大國的地位，還要史無前例地向世界展現自己獨特的大國魅力和影響力。

　　隨著中國實力和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外交的大國自性獲得了不斷的認知和成長。如前所述，這30年來中國外交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戰略大三角時期是利用美蘇冷戰施展均勢術的經典現實主義；冷戰結束後則是維持現狀、凍結矛盾、避免衝突的實用現實主義；在進入21世紀後則轉向謀求良性崛起的漸進式的現實主義。儘管三種不同特色的現實主義的目的都一樣，即抓住一切有利的戰略機遇期發展中國經濟壯大自身實力，但背後所體現的國家自性卻並不相同。戰略大三角時期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屬性，即國際政治權力鬥爭中因應變化的權宜之計，是一種短期和利益考慮；冷戰結束後發揮地區穩定器的功能，則主要是恢復了自己作為大國的地緣政治屬性，開始自發地重溫自己歷史上一直扮演的角色。而從現在開始到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外交更多體現的則應是一個大國的歷史文化屬性，這時候僅有現實主義是不夠的，還需要一種體現本民族文化和抱負的理想主義。也就是説，今天的中國不能只是自發自然的狀態，而應該是自主自立的狀態。

　　客觀地講，中國外交這30年來並非就是完全沒有自我觀念的徹底功利化的現實主義，早在1970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江澤民時期則大力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全球政治多極化理念，胡錦濤則提出了“和平發展”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倡議。但這些觀念的提出，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接受和認可，要麼被看成是烏托邦一樣的東西，要麼就被當作是“中國要求重新分割國際權力”的變相説法，是崛起國家對傳統格局和秩序不滿而發出的一種挑戰。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MarcLanteigne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取得的成就值得真心尊重，但是，直到中國具有了某種至關重要的道德力量與自己新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相適應，這個國家才會贏得國際社會的徹底尊重和真正的“大國”地位。

　　未來中國外交面對的核心不是現實主義更加熟悉和喜歡的大國外交問題，甚至不是建構中美關係問題，而是建構中國如何融入西方共同體的問題。只有接受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觀(而不是簡單抽象的國際法準則和聯合國憲章)，中華文明所承載的文化多樣性才能存在下去。按照西方的思維，這些共同價值觀應該包括民主、信譽、穩定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責任感。中國外交憑藉自己特有的現實主義稟賦，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戰略奠定了基礎，在改革開放30年的積累後，未來的中國外交須要更加富有抱負和理想，為中國進一步實現從開放的中國到民主的中國，從融入世界經濟共同體到融入世界政治共同體的偉大轉變貢獻它獨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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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