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速覽] 1980年第五期《中國青年》雜誌，16開本，白卡紙印刷，售價2角2分。封面中，綻放的白玉蘭在藍天下顯得素雅寧靜。那年夏天，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攪動了整個中國。他們的激動源於這本《中國青年》裏的一封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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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第五期《中國青年》雜誌，16開本，白卡紙印刷，售價2角2分。封面中，綻放的白玉蘭在藍天下顯得素雅寧靜。那年夏天，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攪動了整個中國。

雷頤（讀者 吉林大學歷史系學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到處在校園裏面都是在探討這篇文章。

趙林（讀者 武漢大學哲學系學生）：非常非常的激動，覺得有人説出了我自己想説的話，説出了一些真心話。

 

他們的激動源於這本《中國青年》裏的一封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作者在信中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我很矛盾。”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歡叫，

　         　後來，

　         　我的鑰匙丟了。

1980年10月，《詩刊》雜誌發表了梁曉斌的詩作——《中國，我的鑰匙丟了》。

 

文革結束已經4年。4年間，電影銀幕上出現了《巴山夜雨》、《天雲山傳奇》等一批反思性的影片。文學中也出現了《班主任》、《傷痕》等小説作品，這些年輕的作者開始對文革十年進行反思。

 

《中國青年》雜誌曾刊登過一封讀者來信，信中提出了這樣的疑問：“編輯同志，青年處在世界觀形成時期，應當引導他們向什麼樣的先進典型學習呢？究竟是向雷鋒學習，還是向陳景潤學習？這確實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讀者的疑問來自於一篇名為《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因為一直致力於攻克數論難題哥德巴赫猜想，這個帶著厚厚眼鏡的文弱青年，在文章發表後成為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就是陳景潤。由於一直習慣倡導“又紅又專”的典型人物形象，陳景潤這樣一個只沉溺于研究的知識分子的出現，立即引起了爭論。

 

關於“該不該學習陳景潤的討論”持續了4個月，《中國青年》收到許多來信。雜誌編輯馬麗珍為了解青年人的思想狀況，經常去群工部翻看讀者來信。

馬麗珍（原《中國青年》編輯）：其中我大概就看了2個小時的時間，就看了很多。其中我選了35封信，選了35封信我就放在那個抽屜裏，也許這是一個選題。

 

這35封信中，青年人從各種角度表達了他們對人生的思考和困惑。馬麗珍向主編提出建議，希望組織一次關於人生觀的討論，建議很快得到了批准。

馬麗珍（原《中國青年》編輯）：我跟馬笑冬一説，馬笑冬跟我是一拍即和，也覺得這個命題很好，然後正好部門就讓我們兩個人去做調查，因為你真要搞一個大選題，問題討論，那還得要去做大量調查，因為光是35封信是不夠的，在這基礎上我們在一個多月裏大概搞了十幾次座談會，最少十次左右。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麗珍和她的同事遇到了一位發言積極的青年女工——黃曉菊。

黃曉菊：當時我覺得有二三十人吧，那座談會不小，大家就談唄，圍繞著人生，和自己的想法，對人生的看法，自己的生活經歷，挺好的，那會人可挺真實的（切）因為我覺得都是從各地來的，又不是面對自己單位的領導，所以都放開了，管你怎麼回事，就實話實説了。

 

因為患有嚴重的關節炎，中學畢業後黃曉菊沒有下鄉，留在了城裏，待業一年後，她被分配到街道工廠工作。

黃曉菊：我們那麼年輕，跟他們一些老的師傅在那，都是一些疾病的人，在這樣的工廠裏繞毛線，那你説有出路嗎，那繞到哪一天算一站呢，那腦子裏的這些事問誰去啊，怎麼解決呢，什麼是愛情，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將來，什麼是發明創造。

 

 

在與青年人的接觸中，一個大學生引起了馬麗珍的注意。潘袆是北京經濟學院的一名本科生，曾因企圖自殺而成為學校的“問題”學生。

馬麗珍（原《中國青年》編輯）：他當時給我看了他的日記，日記裏面寫，他帶我到他的宿舍，看了他的日記，就是勇敢的向死亡走去，當時朝陽醫院搶救他的時候，把他救過來了，醫生説正因為你是大學生，就是國家花了那麼多錢培養你，所以我們想盡辦法把你救回來，他説我並不感謝你們，你們又讓我回到痛苦的生活當中。這就是潘儀，當時的潘儀，很消極的。

 

《中國青年》曾刊登作家劉心武的小説《醒來吧，弟弟》。文章刻畫了一位因看透一切，對社會失望而消沉的弟弟的形象。有評論説，弟弟這一形象，真實反映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精神狀況。

關志豪（原《中國青年》主編）：青年人本來就容易盲從、輕信，特別受長期的灌輸教育，世界是一片鮮花，一片光明（切）盲從之後一旦感覺到醒悟過來了，又覺得一切都茫然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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