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攝影畫冊，不難發現，飯碗是攝影家鏡頭前較為常見的主題。

這幅叫做“鐵飯碗”的攝影作品，或許還凝結著那個年代許多人的共同記憶。

在計劃經濟年代裏，“鐵飯碗”有著特別的含義，它代表著擁有一份永久的工作，可以一幹到老，然後領退休工資。在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營工廠這些地方工作的正式職工，他們端的就是“鐵飯碗”。

“鐵飯碗”這個詞的出現要追溯到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時期。在當時“超英趕美”的形式下，集體企業紛紛升格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工資和福利由國家全包。於是在社會生活中便産生了“鐵飯碗”這樣一種説法。這個稱謂的出現體現出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對全民所有制單位的認同。

周大江（原國營重慶明月皮鞋廠職工）：我一開始工作就在鐵飯碗企業。由於國有企業的這種特殊性，就是一個吃大鍋飯、鐵飯碗的地方。這是我一直的認識。

馬家龍（重慶市經委輕紡行業管理辦公室）：鐵飯碗就是每一個月的工資，那個時候的工資也不高,實實在在地説,工資比較低，但是工資有保障。你幹不幹，你幹得多幹得少，每一個月就是那幾十塊錢。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鐵飯碗”再次成為全社會的流行詞彙。上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到城市，形成了1979、1980年前後的待業高峰，“鐵飯碗”成了眾多待業青年追逐的目標，但由於崗位有限，一部分待業人員就被安排到勞動服務公司，形成了廠辦集體企業。儘管廠辦集體企業為促進就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企業也存在著設備陳舊、産品落後、缺乏資金和技術等問題。幾年後，一家集體企業的破産成為中國企業改革進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1986年8月3日，瀋陽一家集體企業瀋陽防爆器械廠引起了多家媒體的關注。當時一位記者拍下的這張照片，使這個集體小廠的廠長石永階在一夜之間聞名全國。

石永階（原瀋陽防爆機械廠廠長）：回家吃飯也吃不好，上廠子我一步也不邁進廠門口，走到門口我也不進去。

破産，在國際上早已是平常的事情，但在瀋陽防爆器械廠破産之前，新中國企業界還沒有破産的先例。人們在這種突然到來的變故中感到了幾分惶恐和不安。

趙磊（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博士）：無論是從我們的制度來講，還是從我們的社會現象來講，沒有破産這個東西，很多人都沒有聽説過破産。我想，這個破産在八十年代不能接受呀，大家對這個東西普遍不能接受。無論是最初從決策層來講，還是從我們普通民眾來講，它還有一個很深層的原因，它是有道理的。當時破産這個制度沒有辦法一下就完全引入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我們説，雖然我們國家從大政方針上來講，我們不搞計劃經濟了，我們來搞一下市場經濟，而當時也沒有明確規定我們就是要搞市場經濟，當時我們叫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它這樣一種提法。

儘管瀋陽防爆器械廠是一家只有六十多名職工的集體企業，破産時的負債也只有五十多萬元，但是它的破産卻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趙磊（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博士）：我想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東西，當時那個破産。就是從我們這個鐵飯碗，從我們這個大鍋飯制度，大家普遍在觀念上，在思想上都存在著這麼個意識。突然出來個“破産”，國有企業也破産。用現在的詞來講，職工下崗了，沒有工作了，這種在原來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的。職工沒有工作了，他覺得我依賴了多年的企業沒有了，我的鐵飯碗沒有了。大鍋飯也吃不成了。他感到一種茫然，當時這個破産案件在全國引起的轟動是可想而知的。

《人民日報》連續四天報道了這一破産事件，並引用當時國家經委負責人的話説，這一事實打破了社會主義企業不會破産的“禁區”，説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企業自負盈虧、優勝劣汰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