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速覽]1980年12月，個體戶年廣久註冊了“傻子瓜子”商標。隨著這一品牌的打響，年廣久的生意越做越大，1982年雇工達140多人，日産瓜子5000公斤，月營業額60萬元。這在80年代初的中國引起軒然大波，一度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鄧小平曾兩次發表關於“傻子瓜子”的講話，年廣久的個人命運也隨著時代的發展幾度沉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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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冬天,天氣很冷,天還下著雪, 安徽省蕪湖十九道門巷口卻排起了長隊, 人們在冒雪等著購買剛剛出鍋的瓜子。畫面正中的這個人就是瓜子攤位的主人年廣九。
年廣九：隊伍總在五十米，恐怕不止，兩排一百多米，那沒夠了怎麼辦，老家的人全部調來。
蕪湖市是安徽的水陸交通樞紐，解放前年廣九跟隨父親由蚌埠農村逃荒來到蕪湖，全家靠販魚勉強維持一家五口的生計。29歲那年，年廣九改行做起了瓜子生意，聰明的年廣九很快就掌握了炒制瓜子的門道。
瓜子在今天雖然不是什麼稀罕物，但在三十年前，它卻屬於統購統銷物資，個人經營被視為“投機倒把”。
年廣九：那天賣了十斤瓜子，不敢賣，偷偷摸摸賣，師傅就講了，跟他們打遊擊戰，他來我跑我躲，他走我擺。
像國營商店一樣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瓜子炒貨店，這在當時的年廣九看來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這是1982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美的呼喚》，一些返城的知識青年在北京前門擺起了賣大碗茶的攤位。
一千七百萬知青返城給城市就業帶來了空前的壓力。解決這些人的就業成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當時任蕪湖人民廣播電臺記者的陳國勝對這一現象開始關注。
陳國勝：當時的話，整個社會的背景在蕪湖反映是這麼一個狀況，農村改革已經向城市改革轉移了，在街上就可以看到，有些國營企業把自己的産品拿到市場上去買，過去是沒有這種狀況的，國營企業在這個時候的下崗職工也越來越多。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回城的青年，這又是一部分，這兩部分對城市的就業壓力很大
也就在大碗茶誕生的1980年，從事個體營業的人數增加到86萬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1981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必須著重開闢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中的就業渠道，使城鎮勞動者、個體經濟得到健康發展。
大門開了一條縫，膽子大的人先幹了起來。在大小城鎮的街道巷子裏，出現了賣早點的，賣農副産品的。觸覺敏銳的年廣九在蕪湖的十九道門也擺起了一個賣瓜子的固定攤位。
買瓜子的人絡繹不絕，有人提議年廣九給瓜子取個叫得響的名字。
年廣九：我賣了一包瓜子，抓一把給你，人家不要，硬往人家身上揣，人家説真是傻子。我是北方人，叫侉子，喊不順口就喊成了傻子。
紅火的生意讓年廣九開始嘗到了甜頭。賣完瓜子晚上回來清點帳目是年廣九最為高興的時候。
年廣九：哎呀，鈔票霉了，就曬在防震棚上，幾十萬元就曬在上頭。我們市委的人講，你膽子不小，這是什麼日子，我説我鈔票霉了。你不要頭了，趕快走。鈔票又收起來了。
很快，個體戶年廣九在八十年代初就賺了一百萬的消息像他的傻子瓜子一樣傳遍了蕪湖的大街小巷。
年廣九賣瓜子竟然賺了一百萬的消息不僅在蕪湖市老百姓中傳開了，也引起了蕪湖人民廣播電臺記者陳國勝的注意。
陳國勝：當時年廣九他不像現在了，對吧，可以説是從來沒有哪個記者去採訪他。他當時坐在一個長條凳上，彎著腰在等著我，雖然天已經暗下來了，八點鐘左右，儘管是夏天，已經暗下來了，七點鐘左右，大概是，暗下來了，但是他很耐心的等著我。我當時形容他彎著腰坐在長凳上就像一個大問號。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口若懸河，誇誇其談，他很能講，他講了什麼，你比如講他首先就講我要把國營企業瓜子生意打下去。
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的年廣九給陳國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這篇報道發表在1981年9月5號的蕪湖日報上。
陳國勝：第二個月他的生意營業額就翻番，大概是一個月之後，我到他家裏去，我想採訪他另外一個採訪，他跟我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不同了，現在是鳥槍換炮了。他給我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當時我一看，什麼鳥槍換炮，你還是在這個地方，就在他家後院炒瓜子，沒有鳥槍換炮。但他講的什麼意思，就是説他的産量翻番了，他的營業額翻番了，甚至不止一番二番
這篇《名不虛傳的傻子瓜子》讓更多的人知道了年廣九和他的瓜子，甚至外地人到了蕪湖都要買兩斤傻子瓜子嘗嘗。生意日漸紅火的年廣九有些忙不過來，開始雇傭工人炒瓜子，而且雇工人數越來越多，年廣九自己也沒有想到，他行為竟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為了證明年廣九是剝削工人勞動力的資本家， 有人甚至在馬克思的《資本論》裏找到了依據。
在當時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九的瓜子工廠已經遠遠超過了8個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九的資本家”、“年廣九是剝削分子”等説法開始不脛而走。
“傻子瓜子”“雇工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當時的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的注意，並專門派當時的工作人員楊績齡到蕪湖進行了調查。
周曰禮： 楊績齡這個報告當中他只寫了四五個人，三個人是親戚，兩個是農民，雇了五個人，其實我們知道不知道這是假話？知道。我們當時是什麼態度呢，這個問題的焦點不在三個五個，不在這個，關鍵這個雇工，到底是不是剝削。我們只是客觀地 把這些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這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像傻子瓜子就是雇那麼多人，他也成不了資本家
不久，周曰禮把這份調查報告帶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也就是這份報告改變了年廣九的命運。
周曰禮：我們安徽帶的材料很多，當時選了這一份，由這個杜老負責，送到中央政治局，每人一份，鄧小平看了這個材料以後，講過幾句話，像這個私營經濟啊，不要匆忙地做決定，要看一看，放一放。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90頁我們找到了這段文字：“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的講話以後，關於雇工問題的討論漸漸消失無聲了。生意紅火的年廣九繼續雇傭工人炒賣著他的傻子瓜子，在人數最多的時候竟然達到一百三十多人。
雇工風波之後，年廣九傻子瓜子店的生意依舊紅火。八十年代初，品牌瓜子在蕪湖市還是一個新鮮概念。
年廣九炒賣的“傻子瓜子”帶動了整個蕪湖市瓜子炒貨業的發展，大街小巷出現了不少炒瓜子的作坊和瓜子店，蕪湖因此又多了一個“瓜子城”的稱號。
年廣九的瓜子生意影響越來越大，上海話劇團把他的傳奇經歷搬上了舞臺，1986年，話劇《傻子進行曲》在上海上演。
年廣九齣名了，但在蕪湖市老百姓的眼裏，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名人”。人們對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1984年，年廣九與當地的集體企業聯營，成立蕪湖傻子瓜子公司。儘管有人説他承包一個企業，純屬誤會，但當上總經理的年廣九卻躊躇滿志，他甚至開始構想建立一家跨國公司，成立一所傻子瓜子大學……
80年代末，姓“資”還是姓“社”的討論在報刊上開始隨處可見，私營經濟再次成為敏感詞彙。 剛剛起步的私營經濟對政策的變化非常敏感。一些私營老闆甚至把工廠交給集體，化私為公。短短幾個月全國個體戶銳減360萬人。
不久，《蕪湖日報》這個當年第一個報道傻子瓜子，給年廣九帶來了眾多盛譽的報紙在頭版刊出一條年廣九被捕的消息
年廣九：沒逮捕前三天，我請兒子吃飯，我講，你們財産趕快轉移，爸爸最多兩天要（被）逮捕。
這是年廣九第三次坐牢。第一次是1963年底，由於販魚他被戴上“投機倒把”的帽子在獄中關了9個月。出獄三年後，因為同樣的罪名年廣九再次入獄。這一次年廣九被捕的罪名是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
律師謝國平：在逮捕年廣九以前，據説省檢察院和地方檢察院對他的行為做了一個罪行展覽，而據説市裏也專門研究過，就是他這個情況到底是抓還是不抓，政策非常敏感的一個問題。
承包企業在八十年代初還是一個新生事物，當上聯營公司的總經理之後，只會寫自己名字的年廣九把一些作坊式的管理方式帶到了公司，結果引發出一系列問題。
謝國平：底下有一個工作人員，銷售經理，副經理，寫了一張借條，就叫年廣九批。但是這個人呢，他在借款人這一欄上面，他沒有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年廣九喝過酒以後，他叫他批條子。年廣九問他在哪批，他講你就在借款人這個地方批。然後年廣九就在借款人這個地方批，那人就拿了條子在會計那裏報了兩萬塊錢。那麼這個錢最後在查帳的時候也算到了年廣九頭上。
年廣九的案子還沒開庭，街頭巷尾已經熱鬧起來。很多人都在關注這場“名人”官司
謝國平：真正的原因是為什麼抓他，是不是他的問題就像起訴書上説的就那麼幾個主要問題抓他，我不敢説，我也不了解，我能看到的只是這個情況，為了把這一個公司當時的困境擺脫，因為虧損要有人來承擔責任，你要把這個問題有個交待，應該來説把傻子抓起來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1991年5月3日，年廣九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不久，蕪湖市檢察院以判決不當為由，向省高院提出抗訴。此時年廣九已經在看守所中度過了兩年時間。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時隔八年，鄧小平在講話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他説：“農村改革初期，當時很多人主張動他。我説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説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1992年3月，年廣九被宣告無罪釋放。
周曰禮：傻子當時成為私營經濟的一個代表人物，你要動他一下子，那整個私營經濟必然要出現墻倒眾人推的這麼一個狀況，所以小平講無論如何都不能動，他是從全局來考慮，所以傻子瓜子他歷史的因素決定他非成功不可。
出獄後的年廣九並沒有忘記感謝鄧小平，年家父子聯名給鄧小平同志去了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敬愛的小平同志，我們時時銘記您的恩情，寄上幾斤瓜子給您嘗嘗，希望您喜歡。 這些年，年廣九繼續幹著他的老本行，在蕪湖街邊的一家店裏炒賣著他的瓜子。2001年，年廣九把傻子商標權轉讓給了兩個兒子，曾經名噪一時的傻子瓜子已經沒有了當年的影響力。
現在年廣九齣門談生意總是習慣代上一張具有“年廣九”特色的名片：名片的正面是他和他的第四個妻子的頭像，名片的背面是收錄到《鄧小平文選》中的這段話。
責編：紅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