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速覽]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生、袁運甫等藝術家共同創作的首都機場壁畫宣告完成。其中,袁運生創作的《潑水節——生命的讚歌》中大膽繪入3個沐浴的傣家女裸體,海外媒體稱,“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而壁畫隨後面臨的竟是十年被遮擋的命運,尋訪壁畫背後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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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的一天,4名北京工藝美術學校的畢業生相約一同前往首都機場。
畢業生門欣熙:我們有一個同學……她姐夫是首都機場的,她姐夫姓耿特別逗,回來給我們説的,我們的餐廳是你們美院的老師參加壁畫有一個裸體壁畫,擱餐廳裏了,我説不大可能,因為那個時候,別説裸體,像我們上學畫模特,都穿泳裝,説是做人體,但是都穿著泳裝做,後來我説不太可能,他們説真的,老耿跟我説,首都機場都有人排著隊看那個
1979年9月29日,當時國內最大的現代化航空港——首都國際機場落成,位於候機樓的7幅大型壁畫也面向社會開放。
陳丹青:飛機場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情,我們有國際飛機場,事實上大家文革十年沒有壁畫這件事情,壁畫是大躍進的時候,這是民間的很粗糙的,但是北京飛機場,國際飛機場,大型壁畫,出現裸體,這一組詞,不要説美術界,社會上所有人聽了都會極度好奇。
當時能夠乘坐飛機出行,需要具備處級以上的行政級別,並且要出示單位的介紹信,或者具備海外關係證明。普通人的生活與機場基本不發生關係。
已經從美術學校畢業的18歲青年門欣熙,為了看壁畫,與同學一起特意來到機場。
門欣熙:我發現那個壁畫是拿布擋著的。一開始也不敢掀,後來看有人掀,我們就過去掀了,後來特逗,雖然畢業還帶著學生證呢,因為我們那個,過去學生證去什麼展覽館看展覽,美術館看展覽,都能進去拿著學生證,後來我們説別讓人家當流氓抓起來,如果人問,咱們就可以把學生證拿出來,雖然畢業了,但證明是幹這個的。
這幅被遮擋的壁畫名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在高三米四、長二十七米的墻上,描繪了傣族人過潑水節的情形。壁畫由兩大部分組成,在正面的墻上,展現傣家人擔水、潑水及舞蹈的情形;東側面積較小的墻壁上描繪的是沐浴和談情説愛。正是沐浴這部分,由於出現了裸體,在壁畫展出幾個月後,被遮上了一塊布簾。
為什麼這幅出現了裸體的壁畫,在進入80年代的第一年,迎來的竟然是被遮擋的命運?
1979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在這一年的春節,消失多年的交誼舞再一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
這一年也是建國30週年大慶。各行各業都推出“國慶獻禮”。文藝界的獻禮演出準備從1月份一直演到10月份,結果由於劇目太多,一直演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
出版界也在國慶前加緊出版了一批新書,以緩解文革所造成的“書荒”。
國慶節前夕,作為文革後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首都國際機場舉行隆重的落成典禮。同時揭幕的機場壁畫,成為當年轟動國內美術界的一件大事。
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1979年拍攝的紀錄片《喜相逢》中,記錄了當年參加第四屆全國文代會的代表們參觀機場壁畫的情景。
上一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剛剛復出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講話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1979年,中國人響應思想解放號召的第一年。銀屏上,一批曾被批評為“毒草”的電影第一次有機會與觀眾見面。
在所有機場壁畫中,《潑水節》是面積最大的一幅,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公共場所出現的第一幅帶有人體的美術作品。
袁運生:中國古代的時候,壁畫裏頭有人體,怎麼就不能畫呢,那所以説他政策上現在是不是開放,我拿不準。我先畫了,即便你將來説要把他弄掉,是你弄掉的,不是我弄掉的,
《潑水節》的作者袁運生,1978年還在吉林長春的文化宮負責畫宣傳畫。從1962年,他帶著“右派”的標簽,從中央美院畢業分配到長春,十多年的時間,沒有資格參加省裏的畫展,更不能參加全國美展。
袁運生:我們出一個墻報之類的東西,就在街上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畫一次,你看看畫畫的事情,如果搞個什麼展覽,可以畫多一點,畫一個工人先進事跡,我可以畫一套畫,也在那個地方,或者是另外一個展覽去用,我真的做這一類事情,另外像畫門前的主席像,
1978年4月,中央下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袁運生和全國的右派分子紛紛去除了特殊標簽。1978年年末,正在雲南寫生的袁運生,接到工藝美院院長張仃的邀請,參與機場壁畫的創作。
袁運生:我到北京很興奮,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可以做事情了,我浪費了那麼多年的時間,我覺得可以了。所以我在畫這個壁畫的時候,我沒有什麼顧忌,可是我得到一點策略,為什麼呢,你比方説我第一次給我們看稿子的時候,我印象其實是挺深的,華軍武就説,這個稿子是光身體的還是,因為我已經注意到這個事了,我不要想在中間被槍斃。所以我在該有裙子的邊緣的地方,我就畫了一條線。
當年參與機場壁畫創作的費正家裏,還保存著《潑水節》的色彩稿。
費正:整個是使用人體的方式畫的,但是這裡有一條線,似有似無。後來在壁畫上,這兩個還是穿衣服的,這個是人體,這個是裸體。從我們的藝術思想上來講應該是人體,絕對應該是人體。這個是障眼法。
費正和袁運生同是中央美術學院62屆畢業生,學院出身的他們在上學期間都上過人體寫生課。在他們畢業後不久,人體課在中國逐漸銷聲匿跡了。
在1978年,考上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的陳丹青,還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上人體寫生課的情景。
陳丹青:我們九個人裏面只有兩個人對這件事情不是那麼驚訝,因為他們在文革前畫過人體,……而我們九個人裏面只有兩個沒有結婚……單身意味著你還沒有看過裸體……你直接看到一個異性的身體,實在是普遍的是一個匱乏的經驗……社會上變成非常神秘,這個院子裏人在畫裸體的人
第一次人體寫生課給26歲的陳丹青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多年之後他把這次的上課情形寫到了自己的文章中。
在這一年復刊的《美術研究》第一期上,封面是希臘雕塑維納斯,內頁彩圖則刊登著米開朗基羅的人體雕塑作品和徐悲鴻的人體素描。雜誌中還刊登了兩篇關於人體模特的文章。
陳丹青:當時的錢紹五,我記得是第一個做了一個很勇敢的關於裸體藝術,裸體美一個當時叫所謂學術報告,放了兩張圖片,全場爆滿,黑下來以後,像維納斯,像什麼這些裸體雕塑,或者其他一些油畫,一放出來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很莊嚴在那看。幾百號人,窗戶上爬著人,外校趁黑涌進來一些人。就想看裸體。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袁運生的壁畫創作,也是經歷了頗多曲折,才能夠最終出現在機場的墻壁上。
袁運生:我是選有一天下午,他們正好要開會去,正好很少的干擾,我就在那一個下午,把這幾個人體都畫了,畫了就既成事實,畫完了以後李瑞環主持這個,他看完了以後,他心裏有點打鼓……他説這個事情等到小平同志看了以後再做決定,
費正:鄧小平去就是説順便到我這兒來看,好多人陪著,我們也沒有準備,人家介紹這位就是壁畫的作者,就我一個人在,……我們説這個人體好像不應該有,他看怎麼樣,他看説我看可以嘛,
剛揭幕的壁畫引起媒體廣泛關注,此時讚聲一片。新華社工業部的記者李安定,在報道機場建設的同時,專門寫了一篇評論壁畫《潑水節》的文章。
李安定在文章中這樣寫到:這幅表現傣族人民熱愛生活,對自由幸福的追求為主題的作品令人賞心悅目,尤其畫中沐浴部分,兩個姑娘健康、潔白的身軀,更加表現出傣族人民的純潔和質樸。
當時,很多報紙、雜誌上都登載有大量的讀者來信,在這一年,《大眾電影》的一封讀者來信曾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討論。從這場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心態。
1979年5月,復刊不久的《大眾電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中王子與灰姑娘接吻的劇照。新疆讀者問英傑在寫給《大眾電影》的信中稱:“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你們竟然墮落到和資産階級雜誌沒有什麼區別的程度!”
在《大眾電影》全文刊登這封信之後,從8月28日至10月15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就收到來信來稿11200余封,在這場大討論中,《大眾電影》的編輯將“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
在1980年第一期《人民畫報》上,刊登著讚揚機場壁畫的文章及作品圖片。這一期的雜誌封面是張仃的《哪吒鬧海》,封底就是袁運生的《潑水節》,中間用一個跨頁的篇幅刊登出《潑水節》的彩圖,介紹文字這樣寫道:“青年畫家袁運生,思想活躍,勇於創新。”
此時被稱為“青年畫家”的袁運生已經42歲,正為調入中央美院做準備,突然被告知要在他的壁畫前召開一場現場討論會。
袁運生:説是沒有這個拖拉機也沒有高壓電線,完了還赤腳,我們是有鞋,我們有塑料鞋穿,怎麼赤腳什麼的,所有這些話,裸體其實裸體沒有怎麼集中的説,説的都是政治性的,這些話,所以那個會開的特別沒勁。
在現場討論會召開之時,中國迎來了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在這一年,習慣了革命歌曲的人們開始更多地接觸流行音樂。
1980年,袁運生正式調入中央美院任教,在美院教書時間不長,他風聞自己的壁畫要被毀掉。
此時,《美術》雜誌上正發起“關於正確對待人體美術”的大討論。這一期雜誌中刊登出大量國外人體作品圖片。
在隨後的一期雜誌上,刊登著各地讀者來信。一封昆明讀者黃振瓏的來信,這樣説道:“我知道海關查私,也把裸體像片作為一個目標去搜索。貴刊承認社會主義文藝同資本主義文藝有區別?難道欣賞屁股、乳房就是貴刊的‘現代化’嗎?”
陳丹青:我覺得老百姓看這件事情,可能比知識分子看的更開通一些,我們不要詆毀老百姓對這些事情接觸度,其實在那鬧騰,都是有點所謂文化的人。
袁運生:這個時候搞的比較緊張了,我一看這種形勢,沒有人能夠保護我了。這時候我就決定去找李安定,因為我知道他是新華社的,
李安定:不能説我愛這幅畫就把它存下來,你得講怎麼怎麼,跟國際上的影響放出去了,這樣會給我們國家帶來不利影響,中央只會為這個把畫保下來,
壁畫《潑水節》以裸體部分被遮住的折中辦法保留下來。
關於“人體美術”的討論一直持續到80年年底,第十二期的《美術》雜誌上仍然刊登著討論的文章——《人體美術之花與中國“土壤”》,文章提出一個問題:“人體美術在中國民族中能紮下根嗎?”
這一年,有爭議的事件不僅發生在美術界。在“新星音樂會”上出現的歌曲《軍港之夜》,因為歌詞“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也遭受非議,爭議的內容是,士兵們都睡覺了,誰來站崗?
此時的袁運生已經正式調入中央美院新組建的壁畫係,但從此無緣壁畫創作。
1982年,袁運生前往美國。在袁運生出國之後不久,《潑水節》壁畫中,用布簾遮住的裸體部分被釘上三合板徹底封死。
在袁運生出國的時間裏,中國正經歷更劇烈的變化。
1990年,在美國多年的袁運生第一次回國,遮擋在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前的木板已被拆除,有人體的部分色彩非常明亮,與其它墻面上已發黃了的畫面形成強烈反差。當年引起風波的那部分反而格外醒目,似乎要給歷史留下一處更鮮明的烙印。
1998年,在首都機場第二次擴建後,規模更大的二號航站樓取代了老候機樓。
2004年,裝修過的老候機樓重新啟用。在三樓的一家餐廳裏,我們找到了當年轟動全國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
和人來人往的候機大樓相比,這裡經過的人明顯少了許多。今天在這裡就餐的旅客中,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餐廳門口那幅27米長的巨幅壁畫。
當年的爭議在飛速變化的時代中湮滅,時間改變了一切。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