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碩士導師是朱羽君，做電視這一行的大都聽過她的名字。一週前，朱先生正式向學校遞交了離職報告，這意味著廣院的講臺上再也見不到她的身影。
學弟學妹們昨天給朱先生張羅了一個局，場面不算大，但博士碩士也擺了一地，還有學生家長特地從外地趕來，很是溫情。在祝賀朱羽君七十壽辰的橫幅下，一副對聯幾乎概括了朱老師傳奇的一生：半世紀桃李天下，七十年淡泊人生。朱先生十二歲從湖南老家跟隨共産黨軍隊南下，做文工團員，不久又經歷了朝鮮戰爭，回國後，從工農速成中學讀起，考到北京大學，最後成了一名大學教師。她的身上折射出二十世紀後半頁，一個群體的命運改變歷程。
昨天很多同學的感言都説道“朱老師待我就像媽媽一樣”，幾乎都有這麼一句，從這裡能看出朱先生對後輩的情意。我是朱老師第二個碩士，她的家幾乎就是我“遠在北京的家”，她兩個兒子的床就是我的床。好在那時碩士不多，像現在這樣，教授們只能開旅館了。但與這種親情相比，給我感受更深的，是朱先生的細緻和嚴厲。
舉一例。十八年前的那個初夏，兵荒馬亂，三號深夜，我帶著女友在彩電中心左近東躲西藏。槍聲越來越急，女友恐懼得有些麻木，便對我説，上樓吧，去朱老師家！我抬頭看了一眼她家的窗口，燈亮著，很溫暖。但旋即又想到她佈置的碩士論文三稿修改還沒有完成，如果上去了，先生問起我怎麼回答呢？咬咬牙，我對女友説，拼了，穿過長安街……朱老師總以微笑示人，但我見過她嚴厲的一面，她表現出來的失望，會讓你羞愧很長時間。
我不是朱先生最得意的門生，但和其他同學相比，我“斷奶”比較晚。參加工作之後，我照樣是朱先生家裏的常客，在她家裏看書，看片子，所以同學聚會的時候，我總是得意地説，你們學三年，我都學了八年了。九一年，在淮河水災現場，第一次拍紀錄片，完成後我拿到老師家，被一頓狠剋。不服啊，第二年再拍。記錄的是在京打工的外來妹，拍到將近一年的時候，我崩潰了，想放棄。九三年元旦，在朱老師家聚餐（每年此時朱門子弟都會定時相聚），當著很多人，朱先生説我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國內電視臺目前還沒有人我一樣，像拍英雄似的，悉心紀錄社會底層的普通人生活……我本來放棄的念頭又被噎了回去。
後來，《遠在北京的家》編輯完成的第一時間，我和合作者禹成明打車直奔朱先生家。看片過程中，朱老師哭了，緊緊拉著我的手。我當時特想説一句話，沒有她，肯定沒有這個片子。後來到《龍脊》的時候，每個拍攝週期回來，朱老師都和我一起看素材，每次都這樣，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老師。
後來我轉作歷史紀錄片，經常要請教專家，時間長了，得出了一個經驗：能給我做片子有幫助的是“兩頭的”專家，一種是七十歲以上的老先生，有解放前底子，他們真正有學問；另一種是四十五歲以下的，文革後上大學，這部分人思想解放。而剩下的中間那一檔，建國後循規蹈矩培養出來的，學養不夠且思想僵化。有次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我突然想到朱老師，她就是屬於中間的斷檔年齡段，為什麼還能有那麼豐富的學識同時又能緊跟時代呢？想了很久，答案並不確切，可能是兩個原因吧：一來電視傳播本來就是新興的學科，二來朱先生的確為此付出了太多精力。
朱老師是我的恩師，她在學業上對我的幫助非常大，但更重要的是，她的人生態度給了我巨大的影響。她的所有學生中，極少有當官的，為人處世都很低調，但他們幾乎都有自己的專業領地。昨天一乾人，放眼望去，莫不如此。大家彼此謙恭地喝著酒，一副朱門酒肉臭的模樣。
朱老師一直堅持去學校授課，每次往返都是80公里。所以，昨天老師退休，大家都很高興。有人唱道：幹了一輩子教學工作，也該歇歇啦。此致，敬禮……
責編：紅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