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恩怨一場戲》是個急活，説的就是《紅燈記》的事。打死我以後都不接這樣的活了。

　　這開頭好像忒苦了點。當然，我也可以換一種方式，搞點懸念啥，哈？比如：

　　2007年2月的一天，新影主樓一間破舊的辦公室和往常一樣安靜。只是今天，屋裏有六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一陣沉寂後，穿黑衣的短髮女人看了一眼男人説：“那事辦的怎樣了”。男人眼中閃過一絲惶恐，支吾著不敢應聲。他抬頭看了一眼短髮女人，卻驀的漲紅了臉，慌慌張的吐出兩個字：“不行。”聽到這話，其他人都迅速低下了頭。短髮女人嘆了口氣，她隨手扣上了外衣，腳尖輕輕的劃過地面，靠背椅發出了刺耳的吱吱聲。

　　又是一陣沉寂．．．．．．

　　不一會，短髮女人側了側身，看著身邊穿綠衣的長髮女人説：“你來辦吧。”那女子撥弄鉛筆的手突然停住了，她看了一眼短髮女人，又用余光掃了一眼男人。她張口想説點什麼，對面一個灰毛衣女人用眼神制止了她。長髮女人舔了舔幹澀的嘴唇，費力的吐出一個字：“行”。

　　上面這段開頭就是我們節目現在的風格。短髮女人是主任，灰毛衣女人是製片人，我就是穿綠衣的長髮女人。男人嘛．．．．．．嘿嘿嘿，是紅舞臺系列中《沙家》的編導。當時頭兒問他採訪趙燕俠的事落實了沒有。

　　説實話，一開始我並不想做紅舞臺系列。因為我從不聽京戲，不知道《紅燈記》講啥，文革那會我還年幼無知，現在也不是黨員。

　　苦啊，怎麼辦呢？會後我私下跟製片人膩乎了會，指著那姐姐能派給別人。她十分明確的表了態。原話我不記得了，大意是有條件要做，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做。這下我沒招了，幹唄。

　　查資料、買盤買書、找當事人。一連幾天晚上，三環邊上的一棟塔樓裏不間斷的唱“我家的表叔數不清．．．．．．”耳朵好使的人還能聽見急促的敲門聲，有人高喊”你煩不煩啊，讓不讓人睡覺啊！每天就這幾句”。

　　終於有一天，我開了竅。在又一次大會上，我理直氣壯的説，我準備做點《紅燈記》幕後的故事，比如錢浩梁、劉長瑜、高玉倩現在在幹啥。話音剛落，就贏得了一片讚許聲。

　　哈哈哈哈哈哈．．．．．．

　　然而，出去溜達一圈後，我才知道，這些人現在都不願意聊那檔子事。當事人都不願意説，還做什麼勁呀，我把情況如實彙報給了製片人。她和顏悅色的與我談了會心到晚上才放我回家。直到這時，我徹底明白了她的意圖。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

　　我一貫的做法是40分鐘的片子講一件事和一個人，這樣故事講的比較順溜。事是定了，説《紅燈記》，可上哪找人呢。我開始了地毯式的搜索。有一天，看材料的時候，突然有個人名蹦到我眼前。“阿甲”──《紅燈記》的導演。從材料上看，他因為這部戲名揚全國，也因為這部戲受盡磨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湊巧的是，今年還是他誕辰100週年。繼續找，原來他延安的時候和江青同臺演出，而且那場演出改變了他們兩個人的命運。我對這個人産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採訪開始圍繞這阿甲來聊。越聊吧越有意思，但也越擔心。因為江青這個話題太敏感了。怎麼辦呢？

　　有一個週五，跟主任閒聊，説到片子。我隨口把一段解説繪聲繪色的説了一遍。原本指著那姐姐誇我。沒料，她聽完後，楞了一下。二天后的週一，一大早，她把我叫到了辦公室，頗為嚴肅的説：“你把那段詞再説一遍。好嘛，那天聽完後我幾個晚上都沒睡塌實。”

　　於是，在製片人和主編的幫助下，我們三個臭皮匠一起把稿子又捋了一遍，果然起到了諸葛亮的效果。

　　如果您想知道具體什麼內容，請關注《重訪》紅舞臺系列之《四十年恩怨一場戲》。

　　by褚紅霞

責編：重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