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撿來的。”

　　清晨，腿上奇癢。一骨碌我從榻榻米上爬起來，腿上紅通通四五個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厲害！”我發狠地撓。

　　二姐從廚房裏露出了頭，“這不是蚊子，叫‘DANI’，也就是‘壁虱’。”

　　“家裏怎麼會有虱子，好噁心！”

　　“壁虱是專門長在榻榻米裏的。咱們這房子太舊了，又全是木頭蓋的，一年到頭都會長蟲。”

　　雖然早早地被蟲子咬醒，但這並不影響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坐在長著壁虱的榻榻米上，開始打量我們日本的家。這是戰後修建的已經很老的木頭房子。別看木板破舊、四壁透風，卻是典型的獨門獨院的和式屋。房間真小，所有的地方加起來也就十平方米左右，可小小的木房間裏很別致。兩面都是落地窗門，地上鋪著榻榻米，有一個很大的壁櫥，起床後可以把攤成一地的被褥收進去。還有一張矮桌和低櫃各自擺在角落中。

　　浴室是放在廚房裏的一個透明盒子，廁所是最古老的蹲式，連沖水都沒有，聽説每個星期會來抽一次。所有一切在我的眼中是那麼新鮮。最讓人高興的是，家中日本制的電器一應俱全。一個紅色的小電視、兩個錄像機、音響、冰箱、空調，應有盡有。

　　“姐，這些都是你買的嗎？”90年代初，國內這些家電還都很貴。

　　“我才不買呢，都是撿來的。”

　　“有這樣的好事？上哪兒撿？”

　　“就在咱家門口有一個垃圾收集點。”

　　“垃圾站？！”

　　1990年的日本正處在泡沫經濟的頂端，銀行年利率高達7%以上（現在只有0.01%）。經濟推動著緊追潮流的日本人，他們的消費能力之強，就像今天城市裏的中國人每月不停地買手機。當時日本地價暴漲，寸土寸金的房間依然是那麼小。在頻繁的新舊交替中，我們這些窮學生就成了其中的獲益者。垃圾收集站是外國留學生經常光顧的地方。

　　在日本，垃圾處理是有固定時間的。分類非常細：可燃燒，不可燃燒的等等。在我們家附近，每星期四可以扔不可燃物，其中包括小型電器。扔不能白扔，如果想扔掉中、大件的電器或傢具，還要交垃圾處理稅。所以有些日本人在前一天晚上就會偷偷地把一些不要的電器、小傢具等放到垃圾站裏，同時上面還會認真地貼上小條子：“我很結實，帶我回家吧。”

　　二姐端著早飯走進來，拉門，關門，地板咯吱咯吱響。我在房間裏蹦幾下感覺整個屋子都在跟著抖。“這房子結實嗎？”我有些擔心。“不結實才好呢？日本地震多，即使晚上塌了也砸不傷人。”她把一個紫菜飯糰掰開一半遞給我，“紅姐上學去了，今天我陪你做兩件事：第一去拜會房東，第二辦外國人登錄卡。”

　　走出房門，心情一爽。屋外有個小巧玲瓏的庭院，用低矮的石頭墻圍著，精緻簡潔，質樸典雅。入秋了，院子裏卻是鬱鬱蔥蔥。角落裏栽著一棵好大的櫻花樹，正好蓋在我們屋檐上，遮在窗前。不知為何突然想起了魯迅的那篇文章，《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這裡就是我的櫻花夢開始的地方。

　　他一抬眼把我嚇了一跳

　　房東隔著院子住在對面的木屋裏。門前守著一條懶洋洋的老狗。白灰色的毛搭在眼前，看不清是睜著還是閉著。二姐説了一句聽不懂的日語，輕輕敲了幾下門。

　　“嗨??”拖著長音的應答聲，一個白凈的日本女人出現在門前，看樣子有50歲左右。姐姐鞠躬行禮，嘰裏咕嚕幾句話，好像是在介紹我們的來意，我看著她的樣子好笑，在北京打起拳來威風凜凜的二姐，什麼時候變成點頭哈腰的小綿羊了？房東太太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蹲下身擺出兩雙拖鞋，做了個請進的手勢。

　　房東正在屋裏看書，見我們進來忙放下，他一抬眼把我嚇了一跳。一隻眼睛是瞎的，睜不開。“你們好。”他用不夠地道，但完全能明白的中文跟我們打招呼。他衣服有些邋遢，頭髮花白，亂蓬蓬的嚇人，但態度上要比剛才的日本老太熱情多了。姐姐故意用中文介紹，“這是我妹妹，叫朱迅。”“噢，是妹妹，朱迅小姐。”他的發音好誇張，聽著好笑。房東太太跟進來，坐在對面。

　　房東的中文到此為止了，我便毫無用武之地。姐姐和他們之間的一頓嘰裏咕嚕的對答，雖然聽不懂，但是我能感覺到女主人看著我的眼神並不很友善。她向姐姐問了幾句話後，就不再開口。我試圖用英語溝通了幾次，也是徒勞無益。還好，在這種不舒服的環境中，沒挨幾分鐘我們就起身告辭。姐姐拿出一包我從北京帶來的烏龍茶送給房東家，女主人的臉色好像稍微緩和了些。

　　一齣門，我就問姐姐到底怎麼回事？姐姐告訴我，男房東是日中友好協會的成員，據説年輕的時候在東南亞打過仗，一隻眼睛就是在戰爭中瞎掉的。他平時話不多，對中國留學生倒很友善。房東太太就實際多了，一直在問姐姐，是不是我們三個要住在一間房裏。當初每個月兩萬日元的房費是給二姐一個人住的。如果加人就要加錢。二姐解釋説，大姐已經考上橫濱國立大學的研究生，馬上要搬到橫濱去了，加上房東説情才得以勉強維持現狀。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