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樂觀是從姥姥那裏學來的。

　　她總能從困難中看到機會，而不是在機會中看到困難。

　　姥姥一生寬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諒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記憶中有很多抹不去的關於日軍的暴行。出國前，我曾怯怯地問：“姥姥，您的小哥哥就是因為他抗日，被日本人燒死的。我去那裏，您不生氣嗎？”姥姥笑了，“魯迅還去日本呢，多學學人家的長處，回來好報效祖國呀！”

　　姥姥疼愛的三個外孫女，一個接一個地走了，她堅持要幫我們看家，“一個家要有人住，等你們念完書回來，家裏才會有人氣。”於是88歲的姥姥和一個保姆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爸媽媽工作任期已滿，雙雙回到北京，姥姥終於盼到了這個家有人回來。但沒過多久，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媽媽勸她，在北京已經住了20多年，回上海會不適應的。可姥姥堅持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兒家，你弟弟會被別人説閒話的。”

　　夜裏常會有人死去

　　沒想到，姥姥回上海不久就中風了。

　　當時我正在讀大學二年級，經濟很拮據。得知姥姥發病，我第二天就飛回上海。直奔醫院病房，看見媽媽守在床前，一個護士正往姥姥的床頭放鮮花。我心裏一涼，呆在原地，“姥姥不會是……”我嚇得不敢進去，強撐在門框上。這時，媽媽看到了我，“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又趕緊捂住嘴，漲得滿臉通紅。

　　媽媽最愛姥姥，我是姥姥的最愛。媽媽見到我，積聚了多日的擔心和焦急噴涌而出。我們抱在一起流淚，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撐起對方。

　　“姥姥病得很重，見到你一定很高興。”媽媽把我拉到床邊。

　　我終於見到闊別了兩年的姥姥。她瘦了許多，臉上沒有一絲血色，顯得更加白皙，鼻樑上眼鏡架壓出的兩道紅痕都變色了，很累的樣子，靜靜地躺在那裏。我的眼淚在眼眶裏轉，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覺到了什麼，慢慢地睜開眼。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強笑著，湊到她耳邊説，“姥姥，我是三三，回來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終於看清了我，她伸出已經乾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臉，但已經抬不起來。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臉旁，她的手還是那樣糙糙的有點扎人。但原來那種厚實有力的感覺已經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臉上有些冷冷的，因為這種骨感讓我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恐懼，它已經脆弱得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落下，什麼時候會變涼。那種無助、無奈、無力，能把親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來就好。”姥姥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好像還想説些什麼，卻只見她的嘴唇在顫抖，再也吐不出一個字。

　　晚上，我堅持要在醫院陪床，可姥姥説什麼都不讓。我明白她的心思，這個病房裏都是危重病人，夜裏常會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邊，她就安心了，不會覺得孤單。

　　姥姥中風，身體右半邊已經癱瘓，摸上去冰涼。我掏出從日本帶回的寒熱痛（一種能産生熱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腳上想讓她暖和暖和。然後給她按摩，幫她翻身，希望她會好受些。等我從身體按摩到腳的時候，才發現姥姥的腳上已經被燙起了一個蠶豆大的水皰！

　　姥姥的腳沒有知覺，她感覺不到冷熱、疼痛。看著這個大大的水皰，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淚都快掉出來了。我叫來醫生，他説，對於恢復能力差的老人，這種水皰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為她承擔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資本換取姥姥的康復和快樂。這個亮晶晶的水皰和姥姥在彌留前的模樣，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裏，永遠不會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覺的時候，我坐在她身邊的小凳子上，一直無聲地哭。她醒來的時候，我就朝她一直輕輕地笑。姥姥瘦弱的身體在頑強地和病魔鬥爭著，她清醒的時候經常輕聲對我和媽媽説：“我怕，我怕……你們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讓媽媽回北京。

　　強撐了一段日子，我必須回日本了，不走就更無法維持在國外的生計和學習。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麼時候離開我們的。我平時記憶力很好，卻一直拒絕記住姥姥去世的日子。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訴我實情。她説，姥姥走的那天，我突然高燒，病得很重，還老講胡話，説廚房裏有人在做飯。

　　我在千萬個骨灰盒旁遊蕩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個人安靜地飛了回來。

　　姥姥還沒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場。到了上海，我誰也沒找，自己在火葬場旁邊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館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進了火葬場。剛進門，我就聽見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我突然想，一個人生下來的時候，他在哭，周圍人在笑; 人走的時候，周圍的人在哭，他在笑。如果我這一輩子能這樣就好了。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