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熟的鴨子怎麼能讓它飛了呢？山崎急了，跟我談了整整一天，對著錄像一個鏡頭一個鏡頭逐項剖析我的失誤。我更急，心裏知道要不是吉議先生的欣賞和堅持，自己可能已經被炒魷魚了。

　　山崎為我請來老師，把我現場主持時説過的話全部寫下來，一句一句地糾正我的發音和語態。老師還扮演不同的採訪對象，讓我虛擬採訪，訓練現場語言組織能力和應變能力。在強大的工作壓力下，這種突擊培訓使我的語言有了又一次質的飛躍。

　　這種壓力是良性的，逼著我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衝。主持技巧就是這樣磨出來的，日語也是在這樣的摸爬滾打中練出來的。公司很怕打壓了我的自信，一開始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我的問題，後來就很少批評了。他們更重視鼓勵個性的東西跳躍出來。經紀人的能力，是將藝人的喜怒哀樂自主地調動出來，勾著你往前走。

　　兩個星期後，《Asia Live》在上海的外灘做現場直播。因為一場大雨，不得不臨時將場地改在室內演播大廳，臺本全變了，但我已經基本能從容面對、應付自如了。連金吉導演都大吃一驚，怎麼這麼快就像變了一個人！？

　　我的生活開始起飛了：醜小鴨變成了白天鵝，掃廁所的女孩當上了代表NHK的主持人。我常想起那位在廁所裏給我飯糰的闊太太。如果有一天她在電視裏看見了我，是否還能認出就是當年那個闖了禍，日語説得結結巴巴的小女孩呢?

　　“你是來報仇的嗎？”

　　NHK的收視率越來越高，經過幾個月的磨煉，我已經完全能勝任直播節目了。而且越是直播，我的狀態越輕鬆、越興奮。終於有一天，我盼來了在家鄉北京舉辦《亞洲歌壇》。

　　但事情並不像想象的那樣順利。從前期開始，中日合作就出現了創作分歧。因為是直播，NHK方面習慣了有板有眼的設計，而中央電視臺編導則希望隨意性更大一些。日本很重視每個細節，尤其是這樣一個大投資的節目。金吉堅持説，每個環節都需要在導演的控制之中，即使很多看似隨意的東西，也都應該是設計出來的。

　　雙方爭執時，我夾在其中，左右為難，不敢説話。我的身份特殊，明明是個中國人,但現在代表的是日本最有影響的電視臺??NHK，如果傾向中方，從職業角度看是不合適的; 但如果傾向日方，為日方説話，哎呀！想都不敢想。所以我選擇了沉默不語，獨自一人，坐在演播室外面的長椅上看臺本。這時，一個人走了過去，不時地回頭看我，又折過來：“你是朱迅嗎？”

　　我一下子叫起來：“李斌哥哥！”

　　“你回來了，真的是你呀！” 李斌哥哥好高興。

　　我和李斌哥哥相識在《搖滾青年》劇組。現在他是央視青少部攝像組的負責人。回來之後，我終於痛痛快快地説了幾句中文。憋死我了！

　　同央視第一次合作，中方的主持人是朱軍。我們配合得很好，整臺晚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日方導演滿意地松了口氣，打著勝利的手勢給我。慶功宴上，不打不相識的雙方一起舉杯慶賀。

　　席間，只聽央視的一個劇務悄悄對朱軍説：“日本侵略咱們的時候幹了那麼多壞事，和你一起主持的日本女孩兒看著還挺順眼，抽時間把她‘辦’了？” 我聽著，直想樂。同朱軍是第一次合作，他給我的印像是個機敏、坦率，現場把握能力強的主持人。

　　朱軍端起酒，一臉的笑容，他用剛學來的日語做自我介紹: “我叫朱軍，請多關照！” 我耐心地聽他説完，“你是來報仇的嗎？” 我微笑。

　　朱軍嚇了一跳，看我的神態就知道他們的玩笑話被我聽到了。

　　“你懂中文？” 朱軍有些不好意思。

　　我小聲對他説：“我是中國人！是新華社子弟。爸媽都是共産黨員。” 我們倆一起大笑，“好呀，原來是自己人。”

　　日本人一高興，喝酒就過量。宴會結束，酩酊大醉的日本導演上了出租車。我剛想跟進去，中央臺的同行拉了我一下，關上了車門，衝司機説，“走吧！” 司機疑惑地問：“這人要去哪兒呀？” “拉著他在三環上轉，什麼時候酒醒了，再回梅地亞飯店。”

　　中央臺距離梅地亞還不到500米。

　　就在那一晚我最後一次見到陶金

　　就在那一晚,我在梅地亞的咖啡廳裏最後一次見到了陶金，他比以前還要瘦。“真是眼看著你長大了。” 他以前從不喝酒，今天似乎已經有些微醉，端咖啡的手一直在抖。“你身體還好吧？” 我盯著越抖越厲害的杯子。“人生如夢，轉眼百年。小孩，你記住兩個字:‘珍惜’！”

　　過了數月,當我再去上海做《亞洲歌壇》時，東方檯的主持人曹可凡説: “陶金病了。” 我很想去看他，但撥了很多次電話，都是關機。當我再次回到北京的時候，報上説,才華橫溢的陶金,身患絕症，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不信！至今不願相信！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