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人無論做什麼都那麼敬業

　　有一天日本駐中國大使阿南請客，我們説起這個話題。《人民日報》的孫先生放下了筷子，很感慨：“一天，東京下大雨，我看見一個清潔工在路上收拾落葉。已經入秋了，風雨中，樹葉紛紛往下飄，他一遍遍地掃，掃不到的地方就用夾子去撿，看得出那夾子是自製的，很靈巧。看著他一直幹了很久。渾身全濕透了。後來又碰見過幾次，知道他一天在同一片地方要打掃5次。無論什麼天氣，他負責的地方總是那麼乾淨。”

　　阿南品了一口清酒，講出一個典故。江戶時代之前，是日本的戰國時期，武士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主公，看準哪一個藩主要獲勝了，就投靠其門下，獲得的佣金雖少，但可以保命。但江戶時代之後，武士只可效忠一個主公，如果做錯事，只要自己剖腹謝罪，妻兒還可以在原來的地方繼續生活下去，並得到照顧。所以，每個人都盡忠職守，全力保護自己的領地。一個“忠”字可能就是敬業的根本。日本的恥辱文化中，不忠是可恥的，這也是武士道精神的根本。

　　聽這個意思，日本人的敬業某種程度是來自他對職業的忠心。除了職業道德以外，在選擇職業的過程中似乎也有所不同。如果你問一個中國的孩子，長大了你想幹什麼？科學家！藝術家！宇航員！少年立志，理想越大越有出息。我問出生在加拿大的侄子，“你長大後想做什麼？”他認真地考慮了一會兒，“Baby-sitter（照顧小孩的保姆）”。

　　我還問過許多日本小孩同樣的問題，得到的回答經常是：幼稚園阿姨，郵遞員，美容師，都是聽起來不那麼輝煌卻很實在的工作。並且讓你驚訝的是“職人”是很多青年人的選擇。

　　“職人”（workman、craftsman）??通常指用手製作東西的人。

　　我採訪過幾個不起眼的“職人”。

　　那是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很不景氣的時候。除了大藏省公佈的數字外，我們還可以從“偉哥”賣量不正常的上升中看出來一些端倪。知情者透露，沒應酬，大家下了班都早早回家了。就在這種背景下，“職人”的人氣不斷上升。這是因為只要你找準了目標，不僅可以每天干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不受外界環境的太多干擾。一天，我和一個警察聊天，透露了這種想法，他笑著説，“我破案的時候認識了一個開鎖的人。他技術很高，有興趣的話，我幫你聯絡。”

　　你就沒有做大盜的念頭嗎

　　第二天，我按照警察給的地址找到了位於中央區銀座的Lock service（鎖行服務店）。在一間不大的門面中，一個胖乎乎的戴眼鏡的年輕人正在低頭用小銼磨著什麼，見我們進來，笑著站起身，“歡迎光臨。” 他叫戶恒慎司，今年28歲，是店主，只管理自己一個人。多年前他遠赴美國學習鎖技，4年後回國開了這家鎖店。

　　“警察告訴我，你可厲害了，連銀行的金庫門都可以打開。”

　　“但我只關心門鎖，對裏面的東西不敢奢望。” 他憨直地笑笑，“一般在顧客面前我不會開鎖，而是把鎖破壞後換掉。”

　　“你的工作間在這兒嗎？” 我環顧四週，小房間裏挂著幾千把各種形狀的鑰匙。

　　“不，” 他把我和電視臺攝製人員帶到一輛麵包車前，打開後車門，裏面是一個很整潔的工作間。“東京都內，八成以上的鎖都可以打開。” 他低著頭，樣子很謙虛。

　　電話聲響，東京新幹線的車站邊有一輛保時捷跑車動不了窩了。戶恒開上車直奔現場，我們緊隨其後。果然，一個衣著時尚的小夥子很無奈地坐在路邊，邊上停著他的“坐騎”。小夥子出示了駕照和有關證明，“我來送朋友，沒想到把車鑰匙忘在朋友那兒，給帶走了。”

　　戶恒從麵包車裏拿出一個塑料盒，我看到10多個衣架狀的東西。“這是根據不同車型開車窗用的。”他從塑料盒裏拿出一根細細的錐狀物，往鎖眼裏捅了捅，“沒開呀？” 我奇怪，“記在腦子裏了。” 他生怕忘了什麼。又從車裏選了一把鑰匙，在一個打磨機上磨了兩下，一把鑰匙就做好了，整個過程不到3分鐘。

　　他把新鑰匙交到年輕人手裏的時候，“15000日元。”（約1000元人民幣）年輕人半信半疑間“轟隆”一聲打著了火，乖乖地如數交出了費用。

　　這回我服了！東京對於他來説，簡直是座空城。“你就沒有做大盜的念頭嗎？” 他笑著搖頭，“那你能教教我開鎖的技術嗎？” 看見他質疑的目光，我趕緊解釋，“我旅行箱的鑰匙丟過好幾回了，實在不方便。”

　　“你會了這招兒，周圍有人丟了什麼，你就會是第一個嫌疑犯。”

　　“面就是我的命！”

　　不光是他，“職人” 精神在日本隨處可見。有一個米店的老闆對米的研究簡直入了迷，淘米、煮飯的細緻不用説，對米分量的把握也十分精確。把我往肩上一扛，48.6公斤,絲毫不差。“那山本呢？” 我較勁兒。“我們店一個米袋子是50公斤，誰要做了手腳，我一扛就知道，但超過50公斤，我這桿肉秤就不準了。”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