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工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等工作

　　新的開始，始於焦躁。

　　抱著一大包從超市“搶”來的薯片，塞進嘴裏胡亂地嚼著，好像是要嚼碎那份紛亂的心情。一大包薯片轉眼間進了肚，望著空空的口袋，心裏更空了。順手又把一顆巧克力扔進嘴

　　裏，舒服一點兒。

　　從西藏回來後，一切就像靜止了一樣。回國前定下的工作有了變化，我所有的工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等工作。已經好長時間無所適從了。看著別人忙忙碌碌、跑進跑出，想想在日本時，經紀人桌頭我的那張排得密密麻麻的時間表，心失落得就像沉入玉淵潭湖底一樣。

　　“海歸”一詞是帶著光環的，海外歸來的人。

　　“海待”是個新詞，就是海外歸來待業在家的人。

　　無形的壓力開始包團兒。真是“面隨心生”，那麼愛笑的我，漸漸笑不出來了。一天，媽媽無意間冒出一句，“三三，你的臉怎麼總是兇巴巴？”我心中一驚，真的嗎？確實已經有好幾個較為親近的人説我變得越來越厲害了。一個辦公室裏的雷姐説我剛回國時的那種彬彬有禮、大方得體的神態沒有了。張政更説，這種目中無人、桀驁不馴帶到鏡頭上是很令人討厭的。

　　失落不僅在於等待，更在於我對自己的能力開始産生了根本性的懷疑。

　　舞臺上的美源於自信。但是現在的我簡直就是自卑。像鋼琴家失去了雙手，我做主持人的突然變得不會説話了。

　　離開中國的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十年間，為了讓自己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我訓練自己用日語思維，使其滾瓜爛熟、脫口而出。十年後，當我突然站在中央臺的舞臺上，這才發現自己的中文水平已經低得如此可憐。不僅描述一件事物時會表達不清，而且常年的日語發音習慣讓我的聲音尖而軟，一亢奮説話往上竄，聽著就像被一雙無形的手卡緊了細脖子。

　　再説，中央臺主持人的背功厲害得嚇人，張政看幾遍稿子上臺就説，幾乎不會有十字以上的出入。而我在日本主持節目的時候，真的從來沒有背過稿子。現場導演會把程序寫在一塊塊提示板上，到時自然就會舉在你的目光所到之處了。主持人所要做的是如何抓住現場每個細節把問題拓展開去，俗稱“現挂”。

　　現在別説“現挂”了，我連張口的勇氣都在一點點消失。那一串串長長的名字和頭銜讓我經常在錄像的前一天晚上躲在角落裏偷偷地哭。

　　媽媽眼睛還沒好，循聲摸來，“怎麼啦？”

　　“媽，我真的記不住，怎麼辦？怎麼辦呀！？”

　　“剛回來，你只是需要時間去適應新環境。”

　　可愛而空洞的女孩

　　雖然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中央臺，但撲面而來的巨大困難，甚至比我進入日本電視臺時還要來得猛烈。在日本無論你説成怎樣，大家會寬容你，因為你是外國人。但在這兒，即使你有千萬條理由，也不能原諒，因為你説的是母語，這裡是國家電視臺，你本應該代表國家級水準。

　　進臺的時候，國際部領導找我談話: “你從國外回來，主持時千萬要謹慎，因為你現在説的每一句話，某種意義上代表中央電視臺，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我馬上警惕了起來，這句話提醒得好！

　　在日本的媒體裏，我做節目時可謂是隨心所欲、毫無顧及。因為我的話只代表我個人的看法，在那種電視製作氛圍中，無論你有什麼稀奇古怪的念頭，都是可能的，製片人還盼著你語出驚人，拿收視率呢。可這種“隨心所欲”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崗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莊嚴，我的言行將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中央電視臺，代表十幾億中國人。

　　太神聖了，我該説些什麼呢？

　　回國前做好了心理準備，一切從頭開始。但這不是肉體上的考驗，而是精神上的磨礪。死了心吧！反正日本是回不去了。那樣大張旗鼓的告別直播，沒隔三個月偷偷溜回來，不僅朱迅的臉面全無，在日中國人也不會覺得光彩。繼續留在中國，如何計劃自己的人生？是平平淡淡，還是波瀾壯闊？是無所事事，還是大有作為？是追求真愛，還是尋求一棵大樹？我的能力到底有多少？我的作為到底會多大？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一下子給自己的人生提出了這麼多問題，我開始迷惑。

　　一天下午，我早早地來到演播室，張政已經到了。今天晚上要錄《正大綜藝》春節特別節目，編導們信任我，把這個重要的節目交給我做。不能再辜負大家的信任，我暗地裏求張政：“老兄，多幫我對幾遍稿子。”

　　工作燈下，我們的效率很高，接近尾聲時，劇組的一個小姑娘跑進來: “朱迅！”我從稿子裏抬起頭，她的聲音裏帶著喘，手裏揮著一份報紙：“你上中國廣播電視報了！”我們平時的關係不錯，她看見我的消息總比我還高興。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