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回國有一段時間了，誰不希望自己受到關注呢？接過報，在版面的左下角有一個豆腐大的一篇報道，一看題目我臉就白了：《可愛而空洞的女孩??朱迅》。根本沒勇氣接著看下去，把報紙往兜裏一塞，張政湊過來：“給我看看。”“別看了，對稿吧。”我的聲音冷冷的。

　　見鬼！整個晚上我的腦子裏真的是一片“空洞”！不知道錯了多少回？鬧了多少笑話？

　　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中，鑽進被窩裏的。我掏出那張報紙一字字、一句句不知看了多少遍，淚水把那豆腐大的報紙浸得透濕。

　　從拍《搖滾青年》開始，我就下決心絕不做“花瓶”。十年寒窗歷歷在目，我現在拿著經濟學碩士的學位回國了，得到還是這些字眼，“花瓶、空洞”，究竟為什麼？！

　　我一會兒傷心，一會兒憤怒，“誰寫的？你真的了解我嗎？站出來比比，軟體硬體看是誰空洞？”在日本已經習慣了誇讚的我，面對國人的批評沒有絲毫承受力：“家裏人應該對我更好呀，為什麼會這樣苛刻？難道這十年的努力白費了嗎？”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眼睛腫得有些睜不開，朦朧中看見面前是一些報紙的碎片，也許是被眼淚浸濕後，又被身體碾碎了吧。紙上的“花瓶”還在面前攤著，我心裏一亮: “這有什麼不好，至少‘花瓶’有美化熒屏的功能。就從做‘花瓶’開始吧，報紙上説的沒錯，現在我就是‘空洞’的，對於中國社會來説，我的確還只停留在一個高中畢業生的水平上，從現在起，一點點把‘空’補上，把‘洞’添滿吧。”我笑了，下次見到這位記者要好好謝謝他（她）。

　　終於明白了痛苦的原因，“我把自己放到了一個錯誤的位置上，失重了。”潛意識裏，我是帶著“海歸”的光環，成名後的優越感回來的。這真害死了人！現實告訴我: 在日本的成功並不代表著在中國也會成功。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人生在高潮、低谷中奔涌向前。昨日的高潮，今天的低谷，其中因果相連，本該如此。機會就像一把沙子，如果你太想抓住它，攥得太緊了，它反而會從你的手指間偷偷溜走。

　　明白了這一點，我不再怨天尤人。丟掉包袱，忘記從前，再次回到起點，我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新學徒，重新開始。在適應中求生存，圖發展。沒事做的時候不再愁眉苦臉，我開始細心觀察周圍的主持人，所謂“偷藝”。一整套“惡補”計劃就此出臺。

　　管好嘴巴，夾緊尾巴

　　首先是心態，這一點雪純做得就讓人佩服。她曾給我舉過這樣一個例子：

　　一位很出色的主持人，他曾經經歷了幾次重大的精神打擊，但仍然坦然面對人生，用一種非常飽滿、熱情的態度去面對周圍的人和事。很多人非常奇怪，為什麼他的心態能如此之好？他告訴大家，悲傷、失望、痛苦、任何一種情感都是有生命的。當一個人遇到一件非常痛苦或非常失望的事情，他可以感覺到這種情感的滋生。他不去抵抗，讓這種痛苦、失望漸漸長大，吞噬自己的每個細胞，他放任自己沉浸在這種痛苦失望中，不久他又會很清楚地感覺到這種感情在衰老，在逐漸死亡，離他而去。他又恢復了一種快樂的心態。

　　白天，我守在媽媽的病床邊，抱著本《中國古文精粹》想啃出其中的精華。讓人驚喜的是有很多文章還依稀記得。這真多虧了當老師的媽媽。聽她説，我小時候有著不凡的語言天分。還在兩、三歲的時候，姥姥、媽媽就經常拎著一個小板凳，我們姐妹三個手牽著手，一起去長安街邊的軍博廣場乘涼。到了廣場上，姥姥媽媽坐下，我們圍成半圈等媽媽教我們背誦古詩、古詞和魯迅的文章，比賽看誰背得快、記得牢。姐姐們大我許多，已經能看書認字，理解力當然比我好。但我就是不服輸，不許她們比我快，否則就大哭。

　　當黃昏把媽媽和姥姥坐在板凳上的影子拉得頎長的時候，我們三代人就拉著手，迎著夕陽往家走，好詞好句好文章一路飄在耳邊。大姐自作聰明，“誰打的黃蓋？為什麼打他？”我當仁不讓，大聲搶答：“諸葛亮打黃蓋，就因為他不聽話。”真是語驚四座，笑得大家差點摔在地上。

　　慈眉善目的姥姥、年輕美麗的媽媽連同軍博筆直硬朗的線條都構築了我童年快樂的底色。我12歲時，媽媽隨爸爸遠行。沒關係，我已經完成了幾乎所有中學文言文的背誦。雖不理解，但一輩子都忘不了了。兒時的爭強好勝，成為我今天的資本。

　　每天晚上，我在筆記本上記錄著自己看電視的心得：

　　聲音不可過高、飄、抖。

　　情緒要穩，沉住氣。

　　不要隨便笑，不可以討好。

　　站的姿勢，挺拔向上。

　　著裝，不可超短。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