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中央臺我卻從沒見過他

　　道明對我説，身邊沒有男人的女人相當於半個“失業者”，他説我接下來要尋找的職業就是一個好男人。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橫行，國難當前，被稱為沒有硝煙的戰爭進入到最低谷

　　、最殘酷的時期。2003年3月，北京開始恐慌，人們開始搶購，流言四起，烏雲密布。工作上我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每天“連軸轉”的工作弄得我身心疲憊。

　　就在這時臺裏的同事給家裏送來幾箱方便麵、榨菜和水，即使北京出現意外，在家裏閉門不出也能過幾個月了。為此，媽媽常念叨説朋友很義氣，關鍵時候就能看出真朋友的品格。我也只能深深嘆息，一個女孩子帶著兩位70歲的老人在這個時候的確不容易，好在難時還有人伸手相助。

　　晚上常守在父母身邊看電視，這時北京的電視收視率應該是最高的。街上靜悄悄、空蕩蕩，人們足不出戶，但都在家裏豎起耳朵、瞪著眼睛，注視著電視中播送SARS的動向。電視裏一位記者正在採訪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鐘南山院士。同樣是在中央臺，我卻從沒見過這位叫做王志的記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窩。語風犀利、問題深入，層層緊逼，窮追不捨。“什麼是政治？救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鐘南山急了。

　　鍾大夫正是這個時期的焦點人物。被看作圈內的杠頭，也是病人的救星。這位67歲的老人是戰士、是勇者，還是絆腳石？無論為人做事都頗有爭議。

　　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在日本的二姐每天都要來幾個電話，她很著急地跟我説：“三三，我希望爸媽來日本躲一躲，國外報道老人如果染上‘非典’，死亡率很高。”

　　“好呀！他們在北京，我還會有後顧之憂呢。”可我心裏在打鼓。

　　“你也一起來吧，日本很安全，沒有‘非典’。”

　　“我就算了吧，臺裏説了共産黨員要堅守崗位！”我半開玩笑地推辭著。這個時候走開那就真是臨陣脫逃了。部裏的幾位外地臨時工作人員已經回老家了，我幹著幾個人的活，怎麼可以一走了之呢。

　　我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爸媽太好

　　挂上電話，心裏有些無助。這個時候爸媽要是真的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心裏的寄託何在？更會不知所措了。

　　轉身看到二老眼中的興奮和焦慮。知親莫若女，他們現在想去工作和生活過5年的日本。那裏方便、乾淨，沒有“非典”的陰霾，又有二姐夫婦的細緻照料。常言道：“千孝不如一順”，順著兩位老人吧。自知此事已成定局，心裏一絲酸楚，強笑著説: “你們趕快走吧，我也好交班了。”

　　爸媽在日本使館有著良好的口碑，很快就辦好了出國手續。一個明媚的清晨我送他們去機場。今天的首都機場非同尋常。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班機，送機的人都不能進入機場大廳。只有乘客憑機票，經過嚴格的體溫測量之後才能進入機場。機場裏的旅客寥寥無幾，要不是出於無奈，誰願意在這個時候冒險坐飛機呀？

　　爸媽親親熱熱手拉手走進了嚴陣以待的機場，不時回頭向我揮著手，“一個人多小心！”

　　“沒事，放心吧，我習慣了。別忘了上飛機戴口罩！”我隔著欄杆喊，喊完轉身就走，不想讓爸媽看見我流下的眼淚。要是看見了，我保證媽媽能退了機票跟我回家！

　　開著我的小吉普“藍風箏”，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風吹乾了我流下的第一行淚，沒有第二行流下。我恨機場！從小就恨！習慣了寂寞，是我心甘情願的嗎？從有記憶開始到現在，機場裏有我太多的悲歡離合。北京、成田、倫敦、戴高樂……我就像一個沒有寫清地址的國際包裹，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點，被不同的人接來送去，怎麼也到不了家。回國後，終於有了一點兒家的感覺。爸媽走了，這點剛剛在心裏萌發出來的感覺也一起被帶走了。

　　我常開玩笑説，至今我還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爸媽太好，我感覺不到寂寞。每天下班往家跑，不像有些快到30的女人，一到天黑，心就慌。這次爸媽走了，心裏真是慌得緊，沒著沒落的。SARS還緊隨我們身邊，還是讓工作把自己填滿吧。

　　寂寞的日子也是要過下去的。經驗發揮了它巨大的作用，照老法子，逼著自己把承受孤獨變成享受寂寞。

　　這段日子不好熬，前兩天錄《歡聚一堂》的時候，嘉賓演員都已到場候著了，突然一個指示，根據防控“非典”的需要，不能聚眾集會，所以立即取消了錄像。眾人在一片無奈聲中離去。這種情況在以前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箭在弦上，真就不發了，活生生地給嚼了吞下去了。

　　動真格的了！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