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的劉洋打電話給我。

　　“天哪！”我叫出了聲，“你們要做《搖滾青年》的回顧？！”

　　第二天，劉洋便派出了美女導演韶丹，緊緊地“纏”住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獨家消息”。真佩服電影頻道的執著，我少女時的記憶像一支已經幹了很久的牙膏，一點點兒被擠

　　了出來。

　　韶丹問：“你學過表演？”

　　我答：“沒有，玩會的。”

　　“3個女人一台戲！”我們家的3個女孩就是一個“草臺班子”。

　　小時候，我們三姐妹之間的遊戲是演戲。我總是當仁不讓地扮英雄，大姐姐長得好看，演女特務。二姐姐大力氣，演壞人最好。一天，剛看完《紅色娘子軍》，一進家門，只見二姐披著毛巾被威風凜凜地站在床頭，“説！你把人藏到哪兒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務”二話不説，揮槍射擊，我應聲倒地。一聲悶響，我的頭實實在在地撞上了桌角，頓時鮮血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機也掉在地上，壯烈“犧牲”了。媽媽聞聲進屋，見狀嚇得抱起我就往醫院跑，縫針、包紮，忙了大半夜。回到家，媽媽把二姐狠狠地罵了一頓。我暈暈乎乎地躺在床上，覺得自己為藝術獻身，特別“崇高”，心裏沒有絲毫懊悔之意。但看見媽媽焦急的目光，我還是忍著疼，咬著牙説，“媽……如果我不行了，等爸爸回來，把他買給我的巧克力分給姐姐們吃吧。”一句話讓媽媽淚水漣漣。

　　説起爸爸，在我的童年記憶中根本沒有他的影子。聽説他是新華社記者，從我出生還沒滿月的時候開始被派駐國外，一去就是六年。每逢媽媽要教訓我們的時候，只要姐妹們怯生生地説一句: “等爸爸回來……”，媽媽高高抬起的手總會無奈無助地放下。這次也不例外。

　　剛上中學，爸爸就被派到香港長駐，媽媽隨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顧我們姐妹。爸媽因工作已經分居10多年了，第一次能攜手同行當然異常興奮。當他們把最擔心的目光投向我這個老疙瘩的時候，我心裏樂開了花，“以後不用開家長會了。”

　　初三的暑假，我被選去擔任中央電視臺《我們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曹穎也是同一批的玩伴，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觸電”。彙報演出時，聽説教育局領導要出席。我躲在大幕後，偷偷地往下看。只見幾位同學的家長也坐在台下，用笑容在臉上寫滿了“自豪”二字。可我這個主角家裏卻沒有一個人到場。我突然很想媽媽，抱著大幕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嗚嗚大哭，誰勸跟誰急，哭聲響徹整個後臺。這時只聽得開場鈴聲響起，我拽過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淚，笑容燦爛地登場了。

　　老師一腦門子冷汗！

　　媽媽離家前叫我不要隨便跟留長頭髮的人搭訕

　　家中一位老人帶著3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當然要步步為營。

　　在三姐妹中，大姐最漂亮。她是家裏所有人的驕傲，更是我的偶像。誰能不喜歡她呢？小學她是全年級第一，中學她是清華附中的校花，大學她是外交學院的交際舞冠軍。在任何地方無論才貌，她總能那麼輕易地抓住周圍人的眼球。

　　那一年我讀高一，大姐讀大三。

　　暑假裏的一天，大姐翻著報紙，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應徵方便麵廣告的模特。”我嚇一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拍廣告還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我也算“觸過電”的人，很權威地甩過去六個字，“算了吧，丟份兒。”二姐倒覺得很新鮮，“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們躲在屋裏細細打扮了一番，出門之前嚴肅警告我不許告訴姥姥。

　　幾個小時後她們興奮地回來，一看那樣兒就知道已經得意忘形了。

　　“考中了？”

　　“沒有。”

　　“那是吃錯藥了。”

　　“沒吃藥呀？”

　　“那得趕快吃點兒，笑成這樣不正常。”

　　姐姐並沒考取某廣告的代言人，可那次招聘的評委中有一位是電影《搖滾青年》的副導演李童，“她把我的地址和電話留下來了，説明天來家裏取照片！”大姐是個文靜的女孩，很少見她這麼喜形於色。我真替她高興，“這才夠檔次！”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買菜，目的是把她巧妙地引開。配合得好極了，就在這個空當，那位李童真的來了。家裏的照片幾乎都是我們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從中選了一張我和大姐的合影。下午一輛奔馳200把大姐接走了，兩個小時後李童又把大姐送了回來。車沒走，李童説導演看了我們的合影，讓她也把我接過去看看。

　　第一次坐奔馳，我真有點過意不去。興師動眾地來接一個15歲的小孩兒，“我就是個託兒，有比較才能襯托出姐姐的美麗。”我為自己能有這種犧牲精神感到很滿意。

責編：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