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張極具視覺衝擊力的設計圖，以希臘雕塑《擲鐵餅者》的放大造型為視覺主體，突出體育節目的特徵。毫不誇張地説，那是一個讓人過目不忘的醒目設計。在主體前面有兩個舞臺似的演播區，一個是談話區，一個是文藝節目表演區。節目的基本形態是邊談話，邊在談話過程中穿插文藝表演。啊？還有文藝節目？那肯定帶現場觀眾了？沒有，沒有現場觀眾。製片人説。

　　這一下，輪到我不理解了。　　

　　我對製片人談了我的想法。我認為，一場好的談話常常有賴於好的談話氛圍，把人放到舞臺上去談，有表演感不説，心裏還會空落落的。如果是一對一，你説我聽，場景應該儘量溫暖，讓被訪者儘快適應、熟悉、鬆弛下來，這樣的談話相對容易進入內心。如果是帶觀眾的訪談，那就是我們談給觀眾聽，是一場談話秀。在這樣的秀場中，主持人、嘉賓和觀眾共同構建談話場，觀眾還可以適當參與。而製片人選擇的是一對一訪談，但卻放在了沒有觀眾的舞臺上，舞臺的那一邊還有人在表演，這樣的空間安排，依據是什麼呢？談給誰聽，又表演給誰看呢？　　

　　但製片人堅持自己的想法。她是製片人，那是她的權力。她説，在節目的樣帶期就試過把觀眾請進演播室，效果並不好，單純的一對一畫面又太冷清，就這樣吧。　　帶著如此巨大的不解，我走進了演播室。我太想做談話節目了，製片人説這次改動以談話為主體，練的就是主持人。受著這樣的誘惑和鼓舞，我決定先幹起來再説。　　因為先天的空間錯亂，節目一開始就陷入邏輯悖論。　　

　　節目給被訪嘉賓設計了一個隆重的出場：隨著輝煌的儀式般的音樂，伴著噴薄的煙霧，名將從幕後閃亮登場，但卻無人喝彩；我在節目中拿出嘉賓事先提供的故事道具，邊説卻邊賣關子地展示給它的主人看，拿得連我自己手都哆嗦；談話進行中，不時有演員插進來，深情地為嘉賓獻歌或獻詩，因為沒有觀眾，演員只好面向嘉賓：噢，，你是一股躍動的精靈……你的眉，你的唇……直至嘉賓忍俊不禁，最終笑場。演員給嘉賓獻歌，我這個主持人怎麼辦呢？看見兩人如此近距離、如此肉麻地吹捧和被吹捧，我內心感到了滑稽、荒誕和無奈。多少次，我厭惡地把頭扭開，期盼著這個可笑的過程趕緊過去。而製片人透過耳機大聲提醒我：徐俐，你要看著他們！　　既然是兩個人的談話，為什麼要有儀式般的出場？既然是兩個人的談話，為什麼會有第三者插進來獻歌？既然是兩個人的談話，為什麼會賣那麼多的道具關子，甚至出現“恰逢其時”的室外電話連線？邏輯，起碼的邏輯合理性，都在這裡被一一顛覆了。　　

　　經常，在我和嘉賓感覺談興正好的時候，編導提醒我，該進詩朗誦了。多少次，我找不到理由，不知該如何把朗誦者以及朗誦者的滿腔深情介紹給對面的嘉賓。　　

　　在這樣的邏輯悖論中，我們走過了多場談話，很多時候，我找不到談話的心理依據，那是我作為主持人心理上極其難受的時期。製片人或者節目組太渴望形式的突破了！　　試圖把訪談和紀錄片嫁接，是製片人突破形式的嘗試之一；這次又想到訪談和文藝表演嫁接，大約是她的再一次嘗試。或許，收視率的硬性壓力會把節目生存擠壓到無奈的邊緣，製片人只有在節目形態上不斷地尋求突破、再突破。　　

　　我不斷地同節目組溝通，把我在現場的感受告訴他們。也許大家也感到了邏輯的不順，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現場終於請來了觀眾。把花樣玩兒給觀眾看，至少還是個説法。　　

　　以後的節目，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談話秀。對於節目組而言，從早期的紀錄片樣式，到紀錄與訪談相互穿插，到演播室訪談與表演環節穿插，再到演播室談話秀，一年多裏，變化不可謂不大。無論是編導還是主持人，要做到快速適應和自如把握，顯然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現在，大家要共同面對一個嶄新的課題：如何才能秀好看呢？同樣面對人物，主持人可以採取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面對面》的王志是一種，先驗地預設了對所有人的不信任，將質疑進行到底；《魯豫有約》的魯豫是一種，只適時引導，將傾聽進行到底；《藝術人生》的朱軍是一種，將提問包裹在交談之中，重在情感氛圍的構建；張越的訪談也是一種，在她的一系列邊緣人物的訪談中，彼此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構成訪談過程的最動人之處。　　

　　不同的方式依據不同的心理掌控，並將導致完全不同的語言模式和鏡前狀態。那麼《名將之約》應該是那種方式？　　

　　節目組從來沒有明確討論過這個問題。製片人既欣賞王志冷面殺手似的窮追不捨，也欣賞朱軍場景熱鬧的親情氛圍。她有時希望我單刀直入，富有對抗性，更多地又要求我親和些，再親和些。　　

　　但採用什麼樣的方式，確實是依據每個主持人不同的特性和節目需要決定的。沒有哪個主持人能離開自己的性格底色和風格特質而“博採眾長”，也沒有哪個節目能夠把其他同類節目的長處一網打盡。　　

　　從新聞播報臺走向談話秀場，這是一個不小的跨度。我知道國外的很多同行都這樣跨過，而且一直跨著。通常週一至週五，他們在新聞的主播臺上，週末再兼做一個帶觀眾的談話秀，內容大多和時事政治相關。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