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已經過去三年，薩達姆正在特別法庭受審，而法庭上戲劇性博弈的炮火硝煙似乎仍是那場戰爭的變相延續。關於那次戰爭的報道，是每一個海外新聞部的同仁都引以為驕傲的，它創造了央視四套歷史上最高的收視率。美國《華爾街日報》曾以大版篇幅報道了央視這次出人意料的傳媒競爭風暴，並給予了較高的正面評價。作為一名親歷者，因其角色的特殊，又因其參與過程的波瀾壯闊，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開戰之前，我的領導並沒有明確地告訴我，一旦戰爭打響，我的準確位置究竟在哪。也許在領導的眼裏，我的氣質和適應的節目類型（或許還有性別）同他們理解的戰爭報道不甚協調。而在此之前，國際頻道所有大型新聞事件的直播報道都由我擔綱主持。在不被明確告知的混沌氛圍中，我陷入了一種茫然和尷尬：對這次戰爭報道，我是做準備還是不做準備呢？（戰爭結束後，我偶然在同事的一篇小文中得知，在開戰前的二十多天，“參戰人員”就被安排在附近的一家賓館，同專家一起吃“小灶”，包括直播模擬訓練。）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開戰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中東問題專家李紹先先生在新聞節目中談到戰爭何時打響的問題。李先生認為，薩達姆已經回應了布什的最後通牒，戰爭可能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幾個小時內打響。這是一次精確的推測，箭在弦上，海外新聞部的緊急戰備進入倒計時。　　

　　２０日黎明，當地時間五點三十五分，北京時間十點三十五分，戰爭果真打響。頭天夜裏我沒有被通知留守，在家裏，我看到了國際頻道以第一反應報道了戰爭開始的消息。我的職業本能告訴我，儘管沒有被告知，我還是應該以最快的速度趕到臺裏去，無論去做什麼。　　

　　走進機房的控制室，那裏早已擠滿了人。平時，因為二十四小時都有整點新聞直播，工作流程分四班倒，所以我去的時候，頭天下夜班和當天早班的各工種人員都在。十米左右的控制臺上，導播、切換、錄像、字幕、燈光、音響等等工種，平時一崗一人，那天除了用雙崗，各工種的各級領導也都在。貼著墻，擁擠地站了一排人，每人都直勾勾瞪著眼，緊盯著屏幕，不時發著各種議論，等候著被派上用場。控制室約五十平米，儘管有機械通風，但仍瀰漫著濃稠的人體汗味兒。在人墻與控制臺之間，僅留有一人寬的窄窄的過道。過道上，時刻有人神色緊張甚至慌張地衝進衝出，衝進來不知跟人堆兒裏的誰説句什麼，各工種就會立刻跟著一陣騷動，或者躁動一時。　　

　　我在這個演播室做了十一年的節目，大小節目無數，從來沒有見過控制室裏如此擁擠、緊張乃至混亂，除去對事件本身的所有判斷，戰爭的爆發調動了在場每一個人的每一根神經，人們以平時無法見到的超常狀態投入工作。似乎人人都在説著什麼，聲音或大或小；似乎人人又都在出主意，意見各不相同。完全不需要那麼多人，但人們都來了；完全不需要那麼多聲音，但演播室被各種聲音充斥：嘈雜，實實在在的嘈雜，那種要命的嘈雜把最關鍵的一個聲音??主導一切的導播的聲音幾乎全淹沒了。　　天哪，這是怎樣的一個開始啊！　　

　　我不知道節目什麼時候需要我，也不知道節目將進行到什麼時候，只感覺短時間內沒有結束的跡象，就畫好粧，等待。　　

　　中午十二點，領導通知我把魯健替下來。　　

　　換崗的時間只有兩分多鐘，我要調座位高低，戴耳機，別話筒，讓攝像師調機位，一切剛就緒，鏡頭就已經把我切到了世人的面前。　　

　　“這裡是中國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關注伊拉克戰事特別報道》，我是徐俐”。周圍的緊張氛圍以及一陣子的手忙腳亂，讓我的心緒瞬間難以平靜，開播沒多久，我被告之情緒有點亢奮，要我平靜下來。這個提醒很及時，我調整呼吸，放慢説話節奏（我習慣在鏡頭前快速説話，尤其在有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沒多久，情緒走向了平穩，平靜了下來。　　

　　但是，我的耳機裏，我前面説到的嘈雜聲浪時刻在干擾我的神經，那是怎樣的一種噪音哪！不關掉主播通話耳機便大聲喧嘩，這是我們演播室常年的工作積習，好像很少有人認真考慮過這對主播意味著什麼。而且，也許因為緊張，控制臺上的人們完全沒有平日的從容，每個人都惟恐另一人失誤，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建議和主張送到我的耳朵裏，剛有一個指令送過來，立刻又被另一個指令更正，以至於我不得不衝著控制臺大喊：我到底聽誰的？！　　

　　印象最深也最難忘的還要數演播室訪談。那些國內一流的專家在開戰不久就進入了演播室，陪著魯健在鏡頭前坐了一個多小時，基本沒有説話。我接手之後，戰爭進程沒有新的進展，控制臺意識到應該也只能進入訪談流程了，於是給我指令：開始訪談吧。但是，因為沒有事先規劃，談什麼，怎麼談，順著怎樣的邏輯進行，一切不得而知。　　

　　我必須説明，在此之前，中央電視臺的屏幕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直播電視訪談，那一次是首次。　　

　　好在戰爭給人提供了足夠的話題，我從一個小處切入，問在座嘉賓：聽到開戰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沒多久，演播室的談話隨之流動起來。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