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真的很殘酷，徐晶也很殘酷。

　　站在這樣長得晃眼又打扮得耀眼的人堆兒裏，我實在不顯眼，因為我的長相氣質一點都不艷麗搶眼。看到我的時候，徐晶仿佛有眼前一亮的意思，她告訴大家：哎，這張臉的比例結構不錯，而且很洋，長得很正，很上鏡。那天，只有很少的幾個人不被徐晶否定，我是其中之一。説實話，我認為自己不醜，但説不上有多漂亮。從小就有人拿我和妹妹比，究竟是姐姐漂亮還是妹妹漂亮。妹妹的皮膚好得不可思議，我從小就體弱蒼白，很少有人認為我比她漂亮。妹妹都比不過，還跟別人比什麼呀！

　　如果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需要感謝誰，徐晶是我要感謝的人之一，因為她的點撥給了我更多的自信，沒誰能否定相貌對女主持人的重要性。就是從那天起，我才真正知道自己長相條件不錯，按照三庭五眼的説法，不算有太多毛病，總之，我很上鏡，而且我長得很正。

　　徐晶不喜歡我的髮型，説我的披肩長髮是半成品，太不職業，她建議我剪掉。我歷來認為在辦公室裏沒有男人女人之分，只有人與人之別，我是很強調職業化的人，怎麼能讓自己看上去不職業呢？雖然我當時並不理解長髮就如何不職業了，而短髮就如何職業了，但既然是徐晶説的，剪掉頭髮是我唯一的選擇。

　　我記得我找到西單，一家日本人參與經營的髮屋（那時髮屋少，不像現在這樣遍地開花）。我對髮型師説，我要把頭髮剪了。對於自己一頭柔順的有著大波浪的披肩髮，我真的捨不得，它已經伴我十來年了，已經是我氣質的一部分。在我走路的時候，我的步伐略有跳，頭髮就在我的肩上抖來抖去。我怎麼能夠設想沒有了長髮的抖動，沒有了頭髮的隨風飄揚呢？師傅見我那樣捨不得，就説：何必呢，不剪不行嗎？師傅不知道我剪髮的理由，當他在我的頭髮上下剪子的那一瞬間，我的眼淚最終下來了。

　　過後我想，那眼淚既有對失去長髮的傷心，也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深切擔憂，當時中央臺並沒有表態要我。對我剪髮傷心一事，有人作過評價，他就是現在中央臺的臺長趙化勇先生，當時他是經濟部的主任，我也曾去經濟部試鏡，他對我的印象不錯。他説，頭髮都捨不得剪，還想來中央臺呀？！

　　剪完頭髮以後，我再次試鏡，效果果真好了許多，圖像一下子飽滿了起來。我被通知參加面試。人事處的領導説：如果要用，我們也只是先借用，借用期一年。如果不合適，我們會退回去，你怎麼辦？我嘴上説，那就全當是我的一次經歷吧，心裏想的是，只要我來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實力。最後，我給負責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誠地表達自己，我特別強調了自己的學習能力，我認為，在一個新的要求更高的環境裏，學習能力至關重要。

　　在那段時間，我曾經三上北京，試鏡，參加學習班，面試，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後一次，我是帶著滿心的期待回到長沙的。我想，如果蒼天有眼，它會給我這次機會，我是一個認真努力的人，蒼天會眷顧我的！

　　借調令很快到了長沙，我欣喜若狂！長沙臺的領導真的惱了：接連一兩個月，我的多個調令鬧得他們不得安寧。我的檔案已經發到了海南臺，人沒走，中央臺的借調令又來了，調就調吧，還借調，多難辦啊！中央臺的借調令很急，調令希望我９月２０號以前到中央臺報到，但調令到達長沙的時候已經十幾號了。當年能調中央臺，在地方上是一件驚天的事情，誰能輕易獲得這樣的機會？誰又會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我知道領導很惱。論年齡，他們都是我的長輩，他們親眼看著我長大，當我這樣毅然決然選擇離開的時候，我知道他們心有傷感。傷什麼呢？是我的去心已決，還是他們沒有為人才創造更好的條件？後來領導集體開會商議：放人！

　　就這樣，我的實質關係還在長沙，檔案卻在海南（後來海南臺臺長見我出現在中央臺的屏幕上，好半天沒法自圓其説），而懷揣著的是中央臺的借調令，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我到達了北京。到達北京之後，我突然想起到達的日子：９月１９日，久又久，我對自己説，我走不了。

　　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的前身，是中央臺對臺部，人數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調而來。和我同樣從地方檯調來的主持人還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觀眾較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們當中最後一個到達北京的。關於我們的分工，似乎在我到達前就已經確定。綜合各方面的條件，領導認為我應該主打新聞。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檯我的新聞就播得不錯，但是生完孩子以後，我轉向了專題新聞的主持與採訪，像這樣單純地播音已經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單純播音，我為什麼要拋家舍業地非來中央臺不可呢？就因為出鏡的時候能把身後的長沙地圖換成世界地圖嗎？

　　國際頻道開播在即。我們新聞組總共十三四個人，負責每天十分鐘的《中國新聞》。什麼是對外新聞，怎麼做海外的華人觀眾才樂意收看，對我們每個從業者來説都是嶄新的課題。

　　這些課題讓我暫時放下了個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節目的開播準備中。當時，我們能借鑒的資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過幾檔台灣地區的新聞節目，我們知道有不少台灣的從業者是在美國學的傳媒，或許，他們做節目的一些感覺是可以參照的。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