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臺

　　能走進廣播電視，實屬偶然。

　　我是地道的湖南人，生在湘西，長在長沙，從小説一口純正的長沙話。我的父親是軍人，軍人都説普通話，家屬也跟著説，所以從小我還會説點普通話。但是，那種普通話是不能當真的，我們當地稱之為塑料普通話，就是在當地方言的基礎上，聲韻母不變，在聲調上往普通話靠一點。因為靠了一點，聽起來有點普通話的意思，外地人也可能懂。但是，那是種極具喜劇感的腔調，後來，湖南的方言相聲演員奇志、大兵在春節晚會上，還用那種普通話跟大家説過段子。北方的觀眾或許聽懂了，但是一定會問：他們説的是什麼話，普通話嗎？確實，那就是當地的普通話??塑料普通話，只是他們兩人説得更喜劇化而已。地道的湖南人説普通話天生自卑，人人都懷疑自己，當鼓足勇氣開口，先不管別人聽了如何，自己先解構了自己：我也能説出普通話來？湖南人生性張狂，説什麼“天下凡事，唯湘江余波而已”，口氣大得嚇人。唯獨説普通話的時候小心翼翼，沒有絲毫底氣，猶猶豫豫，聽起來既不磊落，還智商極低，很讓好強好面子的湖南人為之喪氣。所以，湖南人説普通話本身就很是幽默，在説的狀態上，説的效果上，都鮮生生地幽默著。至於為什麼説自己的普通話是塑料普通話，這恐怕也屬於湖南人的幽默。和金銀鐵銅比起來，塑料脆弱如紙，自然抵不了用，當不了真，所以湖南人説普通話外人最好別當真，全當幽默段子聽了就是，這樣，大家的心態都可以放鬆了。

　　我説的都是二十幾年前的事。現在資訊發達了，學普通話的途徑多了，課堂上老師們都用普通話授課，如今湖南的年輕人不僅普通話説得順嘴，台灣國語也張嘴就來，再跟他們講湖南塑料普通話的幽默，他們怕是難得真懂了。

　　湖南人膽子大，我的膽子也不小，我竟然敢用那樣的塑料普通話滿世界去朗誦。我的幽默就在於我認為自己説得很好，比一般湖南人的幽默段子好許多，所以格外自信。當時我和其他兩個同學一起，朗誦了廣播電臺裏頗為風靡的詩《毛主席，請接受三軍戰士的敬禮》，儘管前後鼻音都不分，在學校裏還是有不小的轟動。我的自信心就是那樣被鼓脹起來的。

　　１９７７年高中畢業，中斷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復。我從小喜歡語文，高考自然選考了文科。填志願的時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復旦中文系，還剩下一個不知道填什麼。找來找去，發現了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這是幹什麼的？不知道！至少名稱好聽，先填上吧。

　　過了些日子，長沙廣播電視局來了通知，説是考北京廣院的學生要去那裏口試。不就是朗誦嗎？我會呀！

　　廣播局設在市委大樓裏，大樓是那種鋪了木地板的老建築。應考的人不太多，考的時候讀了什麼、念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印象深的就是自己一點也不緊張。

　　對於一個十六歲的沒有任何人生規劃又缺乏資訊了解的少女，那樣的考試就像遊戲一樣，玩玩兒就過去了。北大復旦沒考上，廣院也沒有通知，１９７７年的高考無果而終。其實我沒有考上的準備，因為沒有認真復習，直到看見有人真的考上大學而不必下鄉的時候，自己才如夢初醒。

　　１９７８年下鄉了，在知青點參加了當年的高考。由於文革的影響，人們對為文心存恐懼，在家長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終以零點五分之差落榜。那是我青春期最灰暗的時期，成天坐在知青點的一個小山坡上看著天空發呆：我的前途在哪呢？就在那時，長沙廣播局又來通知，説長沙市廣播電臺要恢復播音，通知我去應考播音員。原來，在頭年高考的時候，廣播局已有恢復廣播的計劃，把當年參加廣院考試的學生資料留下來了，他們認為我還不錯，希望我能去應考。

　　高考落敗，前途渺茫，廣播局的通知如同救命稻草。我立刻返城，精心準備。

　　還是那幢大樓。再次走進同樣的地方，心情完全不同。我帶來了高爾基的《海燕》，文章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符號。這次我全力以赴了。

　　主考官發現我的《海燕》朗讀得激情四溢，但普通話前後鼻音不分，平翹舌不分，毛病一大堆。他當場示範，他説一個字，我跟著模倣一個，一次學會，我就不再錯了。或許，這是我被錄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普通話起點不高，但語言悟性不錯。

　　在我二十來歲的時候，有人用了“悟性驚人”這個説法來形容我。其他方面不敢説，當我在南方方言區，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方言扔得乾乾淨淨，説一口純正的普通話的時候，悟性確實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８日，我走進了長沙人民廣播電臺的大樓。

　　吐字發聲/

　　我前後練了五年，練得有滋有味。

　　對於如何播音，我只在進臺的時候參加了湖南人民廣播電臺辦的一個短訓班，時間大約五十六天。短訓班太短，我們需要消化很多概念，比如新聞怎麼播，通訊又有什麼不同，吐字發聲的要求是什麼等等。這點東西在廣院專門學四年也許長了點，但五十六天就稍嫌不夠，它畢竟是一門專業。這個短訓班對我最大的意義，是我的普通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為學員大部分來自北京，也有生長在哈爾濱的，但只有我一人生長在長沙。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