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丹丹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時下正是春耕備耕的關鍵時期，安徽省肥西縣廣袤的田野上，到處可見農民在田間地頭挖坑積肥、整地忙碌的身影。李明聖雖是“大掌櫃”，也跟農民一起在地裏奔走。肥西縣高店鄉的種糧大戶李明聖是2012年農業部評出的全國糧食生産大戶，目前流轉面積達到8000畝，他在實際生産中得出的結論是：大規模種植糧食，最難的環節在管理。

　　今年49歲的李明聖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對土地情有獨鍾。早在2000年，他就曾經到江蘇等地承包土地種植糧食。然而，由於當時糧食價格不穩定，規模種糧雖然能高産，卻賣不上價格甚至遭遇“賣糧難”，他一度放棄過種糧，改做起農機生意。2008年起，李明聖了解到安徽發展土地流轉的政策後再次打起了“種糧”的主意。他先是來到安徽省六安市承租了1000畝土地種糧，2年下來所種的糧食一路高産，2012年還創造了小麥測産每畝1400斤的高産紀錄，成為當地有名的“種糧高手”。

　　李明聖決心要把種糧進行到底。他四處尋找土地，在得知家鄉土地平整、復墾了7200畝耕地後，第一時間找到鄉鎮負責人，要求流轉這片土地從事糧食生産。2012年5月，拿到這7000多畝耕地的流轉租賃權後，李明聖立即開始了農業生産。他先從家族中找了3位懂農業種植的親戚擔任經理，實行年薪制，將土地劃分片區交給他們負責管理；又在土地所在的20個村民組中物色了20位“隊長”，負責所在村土地的具體生産及組織工作，根據工作量結算工資。“經理必須要找信得過的親戚或者朋友，而且要有責任感，否則管理就會跟不上。”李明聖感嘆説。

　　“土地一旦上了規模後，管理就成為一門學問。很多理想條件下設計好的管理思路，一到實際就走不通，只好不斷地修改調整。”李明聖給記者舉了兩個例子。最初請農民打藥是按照一桶水5元的標準付工錢，可在實際生産中，農民們就會爭搶數量而忽視了噴藥質量，霧化時間達不到，農藥噴散的均勻度就會不夠，防治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李明聖只好更改付費方式，打藥1天100元。栽秧同樣是這樣。最初是每畝地100元的栽秧費，農民只追求多種幾畝就會導致秧苗栽得稀，後來改成了每小時10元錢。

　　“更改付費標準是不夠的，還要監督管理跟上。”李明聖認為，3位年薪制的經理要起到關鍵作用，他們的日常工作不從事具體農活，就是在田埂上轉悠，監督農民勞動的精細度。負責打藥、施肥的農民走到哪，經理都要跟在後面“盯人”。“心裏要有一本賬。比方説栽秧，如果一個人一天正常栽7分地的話，那麼50個人一天栽35畝算正常，實際如果栽了40畝地的話，就要提醒農民秧苗栽稀了，明天栽的時候要注意稠密些；如果只栽了30畝地，那就説明秧栽稠了或者是用工偷懶，同樣也要提醒他們。”李明聖説，凡是種糧大戶，肯定當不了“甩手掌櫃”，除了組織、指揮以外，每天還要在地裏監督管理。對經理和生長隊長的管理必須嚴格。如果出現監管不嚴導致成本浪費，自己也會毫不留情地批評他們。

　　為什麼不採取包片制引入經理負責制和績效考核來刺激個人勞動生産的積極性？面對記者的詢問，李明聖笑著説最初也考慮過這樣的管理方式——讓經理包片幹，搞個基本産量，再採用增量績效考核發放獎金，但實際情況中，不會有人願意採取這樣的合作方式。因為農業生産與工業的車間式生産截然不同，存在著天氣、災害、病蟲害等諸多不可控因素。“誰敢打包票每畝地達到800斤的産量？就算承諾負責一定的産量，到收成的時候如果沒達到也已為時晚了。”李明聖解釋説。

　　“大規模種植後，用工也日漸成為一個問題。”李明聖告訴記者，一方面是用工比較難找，另一方面用工也存在著風險。由於留在村裏的大多是老弱病殘人士，這些人如果在勞動過程中出現意外風險，一起偶然事件就可能讓種糧大戶陷入困境。他現在最擔憂這個問題。他認為，國家對種糧大戶的政策如今越來越傾斜，也希望能夠對農業用工風險予以關注。如果能夠出臺一些類似于企業用工的保險機制，可以防範農民種田出現意外風險，這樣也解決了種糧大戶的後顧之憂。

　　李明聖表示，隨著農業科技的普及和農業機械的推廣，他個人感覺種糧不再是個技術含量多高的活，擴大種植規模難在管理。李明聖説，“過去我們在如何種地上花的工夫多，沒太注重提高管理水平。往往事倍功半，生産成本加大，效益不高。看來，如何有效管理、如何管出效益對於種糧大戶來説將是一門新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