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還在延續，西方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短期內難以緩解，國內經濟運行中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面對新的形勢，我們應以更廣闊的視野觀察世界、觀察中國，既增強信心和機遇意識，充分把握住重要戰略機遇期，也要提高憂患意識，加強戰略謀劃，增強應對能力，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開始動蕩，處於變局重塑之中，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更趨複雜，擴大內需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任務更加緊迫。全球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部分取決於各國政策的實施及其相互配合狀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政策的不同步導致國際合作和政策協調難度增加，加劇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加大了結構性通脹風險。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抉擇也面臨兩難。

　　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及八國集團地位衰落，二十國集團地位上升，但世界政治經濟多極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強化了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制衡關係，有利於中國爭取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但同時也加大了中國應對錯綜複雜國際關係的難度。

　　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進入新一輪的實力排序和重組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實力不斷增長，開始向參與制定國際規則轉變，在解決全球問題時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暫難替代的中心儲備貨幣。雖然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有所弱化，但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將繼續維持。因此，無論是從美國角度來説，還是從我國的發展來説，中美兩國都需要在重大的全球問題上加強對話，增進相互理解與合作，無論是引領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是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核安全問題，中美兩國的合作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其他經濟體或大國如歐盟、俄羅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從歷史經驗看，無論是英國的興起，還是德國、美國超越英國，決定大國興替最關鍵的因素是生産力的進步。隨著中國産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産業結構的升級，我國的競爭對手逐漸從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我國不僅在獲取戰略資源方面，在人才、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的激烈程度也將會越來越大。我國正逐步成為發達國家重點遏制的對象，發達國家在人民幣匯率、稀土出口、氣候變化等方面，聯合起來對我國施壓。發達國家對中國的高技術封鎖可能會進一步增強。一些新興經濟大國為了保護本國工業，也對我國進口産品實施了貿易保護限制。我國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主要對象，我國大量出口産品受阻。同時，發達國家希望我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甚至迫使我國承擔超出自身發展階段的義務。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大國間力量的平衡和協調將變得尤為重要。國際和平與穩定是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中國應在大國協調體系中發揮更大的平衡作用。

　　同時，中國還需化解因自身實力和影響力快速增長所引起的周邊國家的無端猜忌。我國政治經濟實力的上升必然引起地區內力量的不平衡，地區力量會經歷一段艱難複雜的摩擦與調適過程，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的矛盾可能會顯性化，尤其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關於海事主權的爭端不斷顯性化，一些國家為了謀取自身的更大利益，頻頻挑起事端，對我國形成干擾和牽制，影響我國和平發展環境。

　　還要注意到，當前我國外部安全環境的風險和隱患仍然不少。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朝核、伊核等國際熱點問題有升溫趨勢，中東、中亞和西亞北非地區政局動蕩，海盜、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日益突出，國際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我國周邊一些國家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加劇，政局持續動蕩。同時，中國仍然面對外部的戰略防範和牽制，面對分裂勢力和敵對勢力的干擾破壞，外部安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很多，對國家安全與和平發展造成較大挑戰。

　　因此，在參與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發達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仍處於優勢地位，對我國仍在不斷採取遏制、限制戰略的現實。以全球視野、戰略思維考慮問題，從以我為主、趨利避害的思路出發解決問題，不但要平衡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還要平衡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協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係，平衡南方與北方的實力。

　　二

　　應該看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經濟就已經面臨很大的調整壓力，內外需增長不平衡，內需中投資消費比例不協調等問題比較突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外部需求的急劇收縮通過出口關聯部門，從下游的加工貿易製造部門延伸到上遊的能源原材料部門，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形成較大壓力。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危機同時，救助危機的措施本身又帶來新的問題，由於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解決起來將是一個難度不小的過程，世界經濟和貿易在未來相當時間內將呈現總體持續低速增長，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明顯降低，特別是歐美需求下降已經難以避免。這將對我國出口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帶來新挑戰。與此同時，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導致投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擴張。投資高增長對保持經濟的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一些項目也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或過度超前投資的問題。

　　因此，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任務更加緊迫。一方面，要統籌處理好內外需的關係，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必須立足於國內市場，要有效擴大國內需求，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另一方面，要建立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降低擴大內需對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依賴。擴大內需的重點是著力擴大消費需求，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發展。新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既要化解過去高增長時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要為我國經濟邁上新臺階，實現更長時期、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創造條件，這也意味著這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所要完成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艱巨。

　　三

　　由於世界經濟呈現不同步復蘇格局，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加大。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在風險與衝擊中緩慢復蘇，但就業市場形勢依然嚴峻，部分經濟體的財政可持續問題令人擔憂，美國和日本繼續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部分歐盟國家開始縮減財政支出。美、歐、英、日央行繼續維持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強勁，引領世界經濟復蘇，但同時也面臨熱錢流入和通脹壓力，多國中央銀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經濟又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回落的雙重壓力。

　　全球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部分取決於各國政策的實施及其相互配合狀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政策的不同步導致國際合作和政策協調難度增加，加劇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加大了結構性通脹風險。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一定要堅持突出主題、貫穿主線、統籌兼顧、協調推進，把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更好地結合起來，尤其要處理好穩增長和控物價的關係。

　　一方面，要保持經濟一定速度的增長，防止經濟增速出現過快下滑的風險。另一方面，要控物價，防止價格走勢反彈。今後一個時期，由於發達國家債務危機仍在不斷演化之中，發達國家總體上將延續寬鬆政策環境，進一步注入流動性並在較長時間內維持低利率，甚至是政府發鈔買債，全球流動性仍將充裕，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和糧食價格可能維持高位運行，使得我國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不減。同時，流動性氾濫必然加劇熱錢的流入，進而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持續提高，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著一定的下行壓力，國內通脹壓力仍然存在，房地産市場調控處於關鍵階段，一些長期矛盾與短期問題相互交織，結構性因素和週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相互關聯，宏觀調控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我們短期內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加強各類風險研究，提早制定應對預案。從中長期來看，要切實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積極擴大內需，穩定和拓展外需，推動內外需均衡發展；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真正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