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提出中國經濟奇跡已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他再次強調經濟的轉型升級，誓言“壯士斷腕”的改革，呼籲創新。

　　轉型、調結構、創新這些詞彙反復出現在中國最高層的講話中，出現在中國最重要的報告中，充分顯示國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堅定不移。然而各地貫徹中央這一十分清晰的經濟路線並不順利，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各地政府已被舊發展模式的“既得利益”所綁架，而創新卻需要“冒險”。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實情。“土地財政”成了大部分地方財政的“不二法門”，它造成了地方政府對發展的“路徑依賴”，形成了惰性。此外各市縣的主官任職時間短，走老路的仕途風險小，而深度改革卻要觸動周圍的利益，為自己平添曲折。

　　然而同樣是這個問題，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又會有新的發現。

　　通過政府主導投資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中國整個執政團隊終於學會、並且駕輕就熟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實事求是説，在大範圍內熟練掌握這個本領並非容易的事，很多發展中國家至今沒學會它，有些衰落的發達社會也沒在這個領域做好。

　　問題是中國發展得太快，基建投資剛剛成熟，就迅速呈現過度和過熱，幾乎走向極端。它擠佔了社會過多資源，破壞了環境，積累了房地産泡沫，預示了投資危機等。全社會現在越來越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很多地方官員也想改變做法。但除了“既得利益”問題外，還有一個重要障礙是，他們不知道具體怎麼改。

　　整個國家目前缺少增長方式轉型的成功範例。粗放式發展相對簡單得多，只要有投資就能幹，政府可以通過權力實現大體市場平衡或債務平衡。老百姓嘴上反對，實際在經濟上同粗放發展成為“利益共同體”。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卻需要艱苦的“二次創新”。

　　一些二三線城市出現了“鬼城”，但它們畢竟曾經帶來了就業，拉動了消費，創造了稅收。現在需要不造新城就能有就業，有稅收，它們應當是什麼樣的産業呢？怎樣通過它們的彼此刺激和協調來實現地域經濟的總體增長呢？目前只有一些理論，缺少現實的呈現和經驗。

　　中國急需改革的突破者，就像三十年前曾經涌現出過一批改革的精英一樣，時代在呼喚他們的出現。需要有幾個城市的領導者有能力打破目前的僵局，用新創造的利益消化所謂的“既得利益”，證明轉換增長方式不僅是應當的，而且完全可行。這樣的改革者將不僅是地方上，也是全中國的大功臣。

　　必須指出這樣的探索是難度極高的工作。西方國家重大産業調整往往是在經濟危機的廢墟上實現的，而中國的調整則是在危機尚未發生時主動進行的。有太多誘惑讓人們的改革決心發生動搖，改著改著又往相對輕鬆的老路上走。

　　充分釋放市場的活力或許是改革成功的總法寶。由於政府一直在市場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中國企業亦養成依賴政府政策的惰性。要把企業的創造力充分激發出來，今天讓我們一籌莫展的諸多問題有可能以我們想象不到的方式得到化解。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設立經濟特區，發揮了巨大示範效應。實現經濟轉型，特區的模式未必好用，但當時創造條件、讓幾個地方放手去幹的“特區思想”和實踐模式卻依然是寶貴的。建立經濟轉型的有效模式是全國的大事，值得用全國的智慧和鼓勵去突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