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事人照片、視頻並未進行妥善處理

       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1996年制定的《職業倫理規範》告誡記者：“當採訪和使用受到正在悲傷中的人們的照片時，要特別小心。”但在對此案的報道中，無論是平面媒體還是電視媒體的記者對於當事人照片、視頻的處理並不得當，《南方都市報》所發的組圖中並未對楊武的面部進行任何遮擋；而在南方電視臺、錢江電視臺的節目中，更是將楊武妻子精神失常的狀態暴露在觀眾面前。這些做法雖然是客觀呈現事實，但對新聞當事人缺乏尊重。

採訪、報道的話語是一種“媒介審判”

       《南方都市報》對此事的報道突出強調了這句話：丈夫楊武回應斥責：“我是世界上最窩囊和最沒用的丈夫。”而在錢江電視臺的節目中，男主播義正言辭地説到，“我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為什麼會有精神陽痿存在”。雖然關於“窩囊、沒用”的表述是楊武的原話，但假如你是楊武，在懺悔自己的“無能過後”，竟然被人攻擊、鄙夷，這該是一種多大的傷害；而部分媒體評論楊武是“精神陽痿”，這難道是一直倡導客觀公平的媒體應有的態度嗎？

記者的報道行文問題頗多

      “忽然，她從床上坐起來，揮舞雙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搶地，狠狠地用頭撞墻，似乎感受不到疼痛。”《南方都市報》“楊武案”一文的開篇，寥寥數筆便給人一種驚悚的感覺，但對於一名剛剛經歷過暴打、強姦的女子，如此還原的本質就是一種語言暴力；而“似乎感受不到疼痛”，更是記者的無端猜測，違反了最基本的新聞真實原則。
       同時，該篇報道在以大篇幅介紹了事件經過後，轉向了對楊武本人“懦弱”的指責；但對於犯下暴行的楊喜利等人，並未有過多的篇幅加以敘述，而他們才是輿論、媒體需要去報道揭露的對象，因此，忽視平衡性的新聞報道，只能將輿論引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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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記者的到來擾亂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此案經過南都獨家報道後，8日記者節當天，眾多媒體趕赴受害者家裏。長槍短炮紛紛對準了這個剛剛經歷“劫難”的家庭。受害家庭在當地經營著一家電器維修店，事發後記者的頻頻到訪，影響到了維修店的生意。無論是楊家的長輩還是女兒，面對鏡頭時的表情均是愁眉不展。而楊武面對前來探望送錢的好心人，常常激動的痛苦流涕，甚至跪倒在地。
       假如是此事中的受害人，肯定也不會希望每天面對媒體的圍追堵截，被人逼問，自揭傷疤；在經歷了這樣的風波之後，他們更需要一個安寧的環境療傷。

輿論的道德譴責令當事人壓力很大

       事件經媒體曝出後，瞬間成為了網絡討論的熱點。除強烈譴責施暴者的憤慨外，對於楊武的批評、鄙夷也佔據了很大的討論空間。有網友認為：“嫁這樣的男人真是倒楣，一個沒有用的男人！如果你強硬一點，別人也不敢這樣的明目張膽啊！”在《南方都市報》的文章中，記者更是直接發話：“你太懦弱了！”楊武保護妻子不力的確令人震驚，但面對突發事件所帶來的震撼，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輿論過火的譴責成了壓在楊武心頭的一塊大石。

       據南方電視臺報道，楊武經歷過失敗的婚姻，來到深圳後才經老鄉介紹與現在的妻子結婚，夫妻二人感情一直很好。因此，面對如此慘劇，楊武才是最為痛心之人。各家媒體的報道中，楊武面對來訪者、面對母親，都是抱頭痛哭；媒體密集的造訪，則更是不斷地逼迫楊武自揭傷疤，無形中造成了二次傷害。據報道，在受害人遭毆打強姦後，女受害人精神就幾近崩潰，經常失控地撞墻，並企圖割腕自殺。而由於被部分媒體和網絡指為“通姦”，她再次割腕自殺，目前在醫院搶救。
       據南方都市報某記者的微博，楊武家電話全關，由於不堪打擾，已經搬家，暫時與外界無聯絡。促使其搬離此處的原因不光是為了遠離施暴者遠離傷心之地，不堪記者、市民的“騷擾”更是原因之一。

楊武和妻子不應受到二次傷害

       楊武多年的底層生活經歷（自14歲喪父失學後就一直在外流浪打工）已經教會了他在屈辱中討生活，凡事都逆來順受。事發後，楊喜利一家非但沒有進行道歉認錯，反而變本加厲要求楊武到公安局撤案，囂張程度可見一斑。在楊武提供的一個通話錄音中，楊喜利的哥哥威脅他“全家可能會死光光”，“他坐幾年牢出來後，不能保證你們全家小孩的生命安全，反正他老婆也跑了，已一無所有，你們看著辦。”錄音中，楊武顯得卑微懦弱，不斷跟對方説好話，請求他幫忙，不要威脅他的家人。
       妻子精神與身體的失常，楊喜利一家毫無悔改之心，輿論狂轟濫炸，這些都讓楊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無論懦弱還是無能，楊武一家都不應再受到傷害了。

拙劣的媒體報道更誤導了輿論

      但可悲的是，部分媒體記者對楊武案 “發揚”了刨根問底的精神。媒體的圍攻更是促使楊家搬離當地。有網友評價道：“你們再這樣繼續把鎂光燈對準她，不自殺才怪呢。你們站在道德高地審視這一個苦難的家庭，自以為很高尚很正義，還打著“保護弱勢群體”的旗號追著這一個弱女子和她苦逼的丈夫，刨根到底，有意思麼？”
       追求新聞真實，追求有賣點的新聞本是媒體人的職責，但受訪者也有人權和隱私權，更何況楊武一家是此案中的受害者。新聞《職業倫理規範》認為，“對那些可能因為新聞報道而受到負面影響的人們表示同情。當面對孩子和沒有經驗的新聞來源或新聞主體時，要特別小心”、“要認識到採集和報道信息會引起傷害和不適，報道新聞並不意味著你就可以傲慢自大”。
       面對楊武，記者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呵斥其懦弱；沒有小心對待毫無媒體經驗的受害者家庭，反而緊緊逼問；沒有考慮報道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反而站在道義的高點，指責一個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這種違背新聞倫理道德的鬧劇已不是首次在我國上演，諸多新聞倫理教材都要求 “先做人，再做記者”，這句話值得深思。

輿論需要自省，需要多一度關愛

       由於報道技巧的拙劣，我們的輿論往往容易受到新聞報道的左右，而忽略了媒體故意放大或者隱藏事實的可能。面對如此失衡的稿件，普通讀者自然會將不滿發泄到楊武身上。根據傳播學上“使用與滿足”理論，受眾接觸媒體是為了滿足馬斯洛所説的“生理、安全、社會、尊重、自我實現”五種需求。而在當下的輿論場中，能夠刺激感官、引發口水的新聞成了部分媒體和讀者的寵兒。但人是一種社會動物，冰冷的報道只能讓輿論變成“憤怒的小鳥”——飛的不高、到處碰壁。媒體需要提供令人感到安全、感到社會溫暖的新聞，受眾才能逐漸實現彼此尊重、實現自我，才能真正給社會注入關懷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