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門那門都有楊瀾的身影，僅僅是巧合？

       1、中非希望工程“主席門”
       8月16日，打工子弟學校“新希望小學”被全部拆除一事，牽出中非希望工程“盧美美”事件。這個名為“中非希望工程”的慈善項目計劃耗資20億元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且對所有捐款均提成10%作為管理費，其合理合法性遭到質疑。該工程的執行主席兼秘書長盧星宇年僅24歲，也被網民贈予“郭美美二世”外號。困惑不解的網民開始搜索這個組織機構的相關信息，他們赫然發現，在其官方網站上，楊瀾的照片和名字竟出現在該工程的共同主席名單裏。
       2、紅十字會“詐捐門”
       “郭美美事件”曝光後，楊瀾發微博為紅十字會“喊冤”，引來了出版人馬志明的進一步質疑，並轉引了青基會財務人員柳楊于2002年的一篇曝光文章，稱楊瀾“有一次她捐給希望工程20萬元，但第二天，青基會就和楊瀾簽協議從我們那裏又領走同樣數額（20萬元）的‘工作經費’……我清楚地記得楊瀾此後又以同樣方式，多次從青基會財務部領取過希望工程的大額工作經費……”
       3、達芬奇家居“造假門”
       7月10日，央視曝光了達芬奇“洋傢具造假門”事件，有網站隨後發佈了一條新聞，主要內容是從2010年7月起，達芬奇在其舉辦的每一屆意大利家居展上，都會將單價最高的義賣所得，連同展會門票收入，“無所保留地捐贈給陽光文化基金”。其中，還刊登了一張達芬奇董事張添福與陽光文化基金會主席楊瀾的合影照片。
       4、萬里大造林案“代言門”
       往前追溯到2009年4月，轟動全國，波及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涉案金額高達12.7億元，受害群眾3萬多人的“萬里大造林”案件，在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裁定，“萬里大造林”被定性為“一場以團夥傳銷形式實施的非法經營活動”。眼尖的人發現，在萬里大造林的網站上，2005年3月29日9時11分曾發佈了一篇題為《楊瀾不了的萬里情》的文章，文中稱楊瀾為“萬里公司的形象大使”。

是“樹大招風”還是“蒼蠅不叮沒縫的蛋”

       由於楊瀾與多個負面事件糾纏不清的瓜葛，有網友將楊瀾戲稱為“問題瀾”。針對各種質疑，楊瀾在微博公佈了三條辯解的理由，撇清與負面事件的干系，並聲稱自己是“被代言”、“被利用”，自己也是“受害者”。但這樣的辯解著實有些站不住腳，什麼是受害者？楊瀾的名聲為何會受“負面影響”呢？被負面新聞找上門，首先就是急著“秀無辜”，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如果楊瀾自身確實清白，輿論何必要去“醜化”她？。再者説，到底誰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不是由楊瀾一家之言説了算。拿中非希望工程“被主席”來説，一方揚言“得到楊瀾確認，沒有冒用楊瀾的名義”，另一方聲稱“根本不存在確認一事”。鋻於雙方都在自説自話，且都言之鑿鑿，不僅使得楊瀾中非希望工程共同主席身份成謎，同時更讓當事雙方的公信力暫時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之所以這些事件至今仍余波未盡，與楊瀾歷次回應的模糊戰術有關。澄清得很不徹底，有沒拿出確鑿的證據，只是口頭的一味否認，自然難以完全撇開自己“污點”。相較于“樹大招風”這個成語，用“蒼蠅不叮沒縫的蛋”來解釋更合適一些。

楊瀾吳徵夫婦捐了多少錢是未知之數

      2005年，楊瀾、吳徵夫婦承諾將其在“陽光媒體投資”權益額51％建立“陽光文化基金會”。據當時記者多方查詢採訪，2004年度，“陽光媒體投資”總銷售額已近20億元人民幣。但是由於當時“陽光媒體投資”的多次調整和股份交易，很難估算，楊瀾夫婦二人到底在公司中持有價值多少的股份是一個謎。而且，有人猜測，楊瀾此舉也許隱藏著某些經濟目的，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楊團認為，對於企業家來説，慈善投資的含義不是狹義的“白送多少錢”，而是不排除經濟含義的社會投資。

楊瀾吳徵夫婦的公信力受到質疑

      類似楊瀾和吳徵把資産捐贈，再建立基金會加以管理用以公益事業的做法，當時有人質疑這種行為是自己捐錢，然後自己管理。雖然這種方式在國外早就有之，但國外類似的基金會的管理者，一般均有十分良好的聲譽和公信力，而且還有相當完備的制度來規範資金流向承諾中的公益事業。
       然而當時，由於之前牽扯一系列造假事件，楊瀾夫婦的公信力遭受輿論的普遍質疑。2002年，楊瀾因為“哥倫比亞大學最年輕的校董”身份造假問題，遭到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公開譴責。雖然當時楊瀾辟謠稱是媒體在翻譯上的誤讀，但由於楊瀾在明知被誤解的情況下並未及時的做出更正，讓楊瀾陷入誠信風波。另外，稍早前，楊瀾丈夫吳徵在也陷入“學歷造假”事件，吳徵的博士頭銜，其實來自於外國某“野雞大學”遠程教育文憑。對於公信力人管理這個基金會，當時的一些學者對楊瀾和吳徵的社會公信力都提出了質疑。

陽光文化基金會沒“曬”過帳，運作不透明

      雖然陽光文化基金在2005年就已經成立，但在這已成立的這6年間，鮮有陽光文化基金的慈善義舉的新聞報道。而且通過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也搜索不到陽光文化基金會的主頁，整個基金會的運作處於一個不公開不透明的環境。至於收了多少善款，又用在的哪，是不是用在了慈善相關的方面，慈善運作的成本是多少，完全不得而知。而且作為一個公益機構，陽光文化基金會也沒有“曬”賬本的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慈善行為怎樣執行、能否執行，根本無法得到行之有效的監督。正是在這種監督並不透明的情況下，達芬奇對陽光文化基金會的捐款，被很多網友質疑為是對楊瀾的利益輸送。

       民眾之所以揪住楊瀾不放，誠信的大環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唐駿為什麼敢造假，明星為什麼詐捐，就是因為造假成本太低，我國造假者屢禁不絕，一個重大原因是收穫不小，懲罰不大，即便敗露，翻身也太容易，另外，整個社會造假橫行，大家都麻木了，有事自然有人為之辯護，擔負責任，甚至質疑懷疑者的動機。很多被揭發的學術造假，最後都不了了之。如此種種的“負面”消息，消磨掉了是社會整體的誠信度。
       社會必須強化對於造假的問責，提高造假者的職業的、社會的、輿論的、心理的各方面成本，才會使得假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得到緩解。在一個尊重個人誠信的社會裏，造假的風險非常高，一旦倒下，再次站起來非常不容易。幸運的是，進入了網絡時代，牛皮從吹起到吹破，週期已經越來越短了。無形當中，網絡已經提高了造假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