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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曲江即被定位為西安市旅遊度假區。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為沒有投入,發展非常緩慢。土地更不值錢,乏人問津。2002年,曾在西安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政績斐然的段先念入主曲江,任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同年,曲江新區投資5億元,在西安有名的大雁塔前,啟動新區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大項目大雁塔北廣場建設。
2003年12月31日,曲江開發的第一個項目——大雁塔北廣場正式開放,短短的十天,來此遊覽的西安市民、外地遊客超過百萬人次,萬人空巷的場景令文史學者驚嘆曲江新區城市運營的“魅力”。站在大雁塔樓上,已不僅僅是登塔遊覽,很多遊客為的是晚間準點看大雁塔前的巨型音樂噴泉表演。這個東西寬218米,南北長346米的大雁塔音樂噴泉是亞洲雕塑規模最大的廣場之一,廣場內有2個百米長的群雕,8組大型人物雕塑,40塊地景浮雕。
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曲江新區在一期15.88平方公里的開發建設中,與8家運營商捆綁發展,融資30億元,圍繞著基礎設施和大雁塔廣場、大唐芙蓉園、大唐不夜城等一批大項目做文章,不僅帶動了區域土地的大幅度升值,還為曲江新區的全面開發建設積累了成功的經驗。
西安市則把這種方式總結為“西安曲江模式”,他們認為,通過“西安曲江模式”,西安實現了文物保護、文化産業和城市發展共贏。
大雁塔的成功經驗隨後就在西安以及陜西省內各地被試圖複製,有法門寺、漢長安城遺址等。
2006年10月1日,在陜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區最終獲得“國家級文化産業示範區”金字招牌之前不到一年之際,陜西省政府第86次會議決定啟動法門寺文化景區建設,並決定將其打造為“世界佛都”、繼兵馬俑之後的“陜西第二個文化符號”。主要操盤者即為近年來成功打造出文化産業“曲江模式”的曲江新區管委會及其旗下公司。
公開資料顯示,法門寺景區建設規劃為三期,嚴格按“品”字形建成佛、法、僧三區。投資32億元的法門寺景區一期主要包括:由佛光門、般若門、菩提門及圓融門4部分組成的15萬平方米山門廣場區域,全長1230米、寬108米的佛光大道,總高148米的合十舍利塔。建成後的法門寺文化景區,則成為繼兵馬俑之後的“陜西第二個文化符號”、“千載佛家聖地,萬世人文經典”的世界文化景區。
曲江模式的具體操作是:先講一個很大很美的故事;然後建主題公園,引來遊客和現金流;最終,周邊土地快速升值。在“大雁塔北廣場”項目中,政府與運營商捆綁發展,運營商建設周邊大配套、大商貿建築,政府則負責基礎設施建設(如道路、交通、廣場改造),隨著項目人氣、人流的匯聚,地價上升自然帶旺了廣場周邊的商業物業銷售。
數字顯示,在曲江景區,遊客量由2003年的360萬人次,增長至2009年的2400萬人次,幾乎是西安市區人口的8倍,增幅超過600%。2003年,曲江新區的土地為每畝30萬元到50萬元,到2009年,出讓價格為每畝300萬元到600萬元。而在全國抑制房價的大背景下,曲江的房價甚至高達4萬—6萬元/平方米,炒房者蜂擁而至。結果大雁塔廣場兩側2萬多平方米的倣唐商業鋪面很快被搶購一空。2003年12月31日大雁塔北廣場開放,第二天,曲江的所有土地在原有基礎上每畝加50萬元,而一年後,該地段周圍的地價增長了3倍多。實際上,“曲江模式”核心是一種政府經商模式,公益名義圈地-編故事填文化-製造核心亮點-吸引投資跟風-哄抬周邊地價-高價賣地得利的發展模式。
曲江模式與傳統的旅遊開發最大的不同是,傳統的旅遊開發是以景點為核心,輔以各種服務性行業的收入,拉動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而在曲江模式中,雖然也是景點旅遊帶動服務行業,但景區的新建規模和比例遠高於傳統的旅遊開發模式。而在收入上,曲江模式不但可以通過第三産業發展增加稅收收入,還可以通過大規模拆遷和新建,獲得一大筆土地出讓、房地産開發的收入。當然,與此相對應,曲江模式也需要更多的初期建設投入,舉債在所難免,可以説,這是一種更激進的開發方式,高收益與高風險並存。
除了房地産,上市也是曲江模式追求的創新之一。2012年,曲江文旅通過借殼ST長信(600706.SH)上市。作為西安當地最大的旅遊集團,曲江文旅是在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領導下,由西安曲江文化産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于2004年7月投資設立的大型文化旅遊企業集團,運營有大唐芙蓉園、曲江海洋公園、大雁塔景區、唐大慈恩寺遺址公園、曲江池遺址公園、唐城墻遺址公園、寒窯遺址公園、秦二世陵遺址公園等景區,另外其還涉及旅行社、酒店等産業。
某知情人士在接受報道時説:“這些就是‘曲江模式’的體現,中國景區大多單一依靠門票收入,但這不符合上市財務要求,為獲取更多非門票收益,曲江文旅以古跡景區為核心,在外圍開發酒店、商業、文化等相關産業,讓景區帶動其他收益。除了大雁塔附近的噴泉、酒店和博物館建設,大唐芙蓉園的周邊商業地産也被拉動,甚至還開發了詩史歌舞劇《夢回大唐》、水幕電影《齊天大聖》,將産業鏈延伸,增加非門票收益。”
“重商業開發,輕文脈保護”,是對曲江開發項目最主要的批評聲音。確實,作為古代文物的歷史遺跡,過度的商業開發,大量的倣古,會看上去不倫不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文化遺産法研究所所長王紅霞指出: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及其實施指南的規定,一個候選遺産地能否成功入選世界遺産名錄,除了該遺産地本身應當具備公約所要求的突出普遍價值之外,保證其真實性、完整性才是入選的關鍵,至於其周圍是否有綠化,環境是否優美則是無關緊要的。而對“遺産”以外但又與文物“血脈相連”的建築進行拆遷和過度商業化,無疑是對這種真實性和完整性的破壞。
不過,所有的質疑大多無法觸及一個核心問題:曲江模式對文物遺跡本身是否構成了損害,是否不利於文物保護?事實上,沒有任何報道能夠説明這一點。
西安市作為西北地區的區域中心,又是著名古都,其經濟發展水平卻一直不理想。而其境內的大量尚未充分開發的文物古跡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重要資源。保護文物本身需要投入,而籌集資金最好的方式就是進行一定的商業開發,既充分利用了文物古跡本身的價值,又不為財政增加負擔。商業開發本沒有錯,只要適度的確可以做到文保和經濟的雙贏。也許開發有過度之嫌,但文物本身的保護畢竟得到了保障。
曲江模式雖然在曲江一期取得了成功,但後續發展並不一帆風順。如扶風的法門寺景區就未能達到預期的輝煌。由於開發一方和當地政府、寺院在利益分配上有所分歧,雙方的合作出現了很多障礙。最終的收入也不甚理想,根據一份“2012年建設資金平衡計劃”顯示,法門寺集團年度收支規模為9.56億元,其中支出方面,預計歸還銀行貸款本金及利息3.83億元,收入方面,預計金融貸款5.2億元,而以門票為核心的景區經營收入僅有1.4億元。法門寺與景區的協議已經在2012年5月中旬到期,雖經對方多次催促,法門寺依然未進行續簽。
目前,曲江文投正在進行的是漢長安城遺址的商業開發。由於“空手道”操作的性質,融資是必不可少的。據《時代週報》去年的報道,由於償還即將到期的債務和新項目開工需要大量資金,曲江文投有著強烈的融資需求,其正計劃發行私募債券進行融資。一位債市交易人士稱,這似乎是資金緊張的典型體現。
最重要的是,十年前大雁塔的成功正值近10年中國房地産“大躍進”的開始,在十年後再啟一輪新的大開發,到底是賭博還是胸有成竹呢?
在大同、開封等地,更為激進的新建“古城”的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是否能在經濟上取得成功也還是未知數。在商業喧囂和文化指責的背後,我們從曲江模式看到的是如政府主導、房地産等濃重的“中國特色”。這與中國這些年走過的發展道路頗有些相似——先賺到錢,再考慮別的。對曲江模式的評價,也許也只能和這個時代一樣,留到幾十年後交給後人評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