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返亞太”是主因

        中國外交與安全環境的變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的戰略調整。

        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標誌著冷戰結束。此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是世界政治舞臺的主角。它們一度沉浸于“歷史終結”和“民主和平”的夢想之中，但在政治現實中，這兩大夢想卻遭遇了諸多挑戰：一方面，民族主義、恐怖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等原本被壓制的意識形態紛紛登場，迅速成為一個個令“民主陣營”頭痛的難題。另一方面，民主的“世界大同”也未能一蹴而就，西方國家的民主在很多語境下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本質，變成相互倚靠和吹捧的藉口，以及向“非民主國家”示強的工具。

        2001年阿富汗戰爭之後，中亞硝煙未盡，美國迅即于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這兩場戰爭，不僅使美國深陷泥沼，還産生了諸多後遺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形勢迅速惡化，而且短期內看不到復蘇的希望。而此時，在中國的帶動下，亞太地區突出重圍。此外，俄羅斯積聚的強人政治之風，也讓美國緊張起來……地區局勢的變化，讓美國的政治精英們一下子“醒來”，他們決心不再“忽視”中國。於是，美國旨在“恢復”亞太秩序的“重返亞太”戰略謀劃到來了。

        2012年1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會同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一道在五角大樓召開記者會，公佈新的軍事戰略報告——《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根據報告，美國將裁軍50萬，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等地面部隊將被拿來“開刀”，還將大幅削減美軍在全球範圍內的軍事存在。然而，亞太地區是個例外——美軍還要增加在那裏的軍事存在，進一步提升海空軍的作戰能力。2012年6月2日，在新加坡舉辦的香格里拉亞太安全對話會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利昂-帕內塔發表演講稱：“到2020年，美國海軍將重新調整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兵力分配情況，使兩邊的駐軍比例從現在的大約五五開變成六四開左右。太平洋艦隊將包括6艘航空母艦……以及大部分巡洋艦、驅逐艦、瀕海戰鬥艦及潛艇。整個海軍的目標是總共部署‘大約300艘’作戰艦艇，略高於目前285艘的水平。”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目標不單指向中國，但對中國外交與安全環境的壓力卻是最大的。因為在亞太的政治和安全“盤子”中，中國面對的是一些試圖借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撈取實惠的鄰居，其中有些國家與中國存在領土糾紛。中國實力的日益強大，使這些國家産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規劃一經出臺，其亞太盟友便紛紛將自己的對華戰略與之捆綁起來，從而給中國的外交和安全環境帶來更大的壓力。

周邊變局與美歐政策的“共振”

        另外，美國及西方所領導的民主化運動，也加劇了中國周邊“非民主”或“不夠民主”國家的國內政局的失序，因之産生的各種問題也對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環境産生了一些負面影響。

        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打開了巴基斯坦境內各種原發性暴力的潘多拉盒子；西方對朝鮮的敵視，則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朝鮮圍繞核問題的反彈……近年來，綜觀中國周邊環境中的不穩定，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各種對外政策行動“共振”明顯。

        中國周邊的穩定，既是維繫中國國內安全的首要屏障，又是處理好中美俄三邊關係的試金石。冷戰結束以來，中國一直堅持睦鄰、安鄰、親鄰、富鄰，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周邊戰略。這一戰略不僅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在經濟上的深入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和擔憂。總體而言，近年來美國及西方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各種“塑造”，雖然尚未對中國外交和安全環境造成實質性破壞，但已經為中國調整外交和安全戰略、優化環境製造了很多難題。

        此外，中國的戰略需求也在發生變化。經濟上，中國的貿易、投資和經濟援助不僅遠及非洲、拉美等地的第三世界國家，而且逐漸走向歐洲、北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後院”。政治上，中國力求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參與世界事務，承擔國際責任，依靠多邊機構，推動多邊合作，從合作中謀求國家利益。安全上，對足跡幾乎遍佈全球的海外商隊、公民的保護，也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大任務……與三十餘年來國力快速增長相伴而來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需求的增長，也在逐步推動中國外交和安全環境步入深度變化的軌道。

對外政策實現三大轉變

        既然美國因素是中國外交與安全環境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那麼，問題的化解也就有賴於穩定的中美關係。就亞太秩序而言，中美俄三邊關係的穩定依然是整體秩序穩定的關鍵，尤其是中俄兩國的戰略協作，是化解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壓力、均衡亞太權勢結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機制。

        當前的中美關係，已經從冷戰期間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轉變為真正的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新型大國關係。一般的誤讀、誤解和誤判雖然會引發各種麻煩，卻不會打破兩國“和而不同”的狀態。更容易引發中美之間軍事衝突的，反而是某些國家破壞秩序的行動。不過，美國在多數時候並不願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最近，奧巴馬在會見訪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刻意“回避”釣魚島問題，便是很好的例子。今後，合理控制中美關係發展的節奏，防止美國被其盟友“綁架”，將是長期考驗美國政治精英的難題。

        但是，解決問題終究還是要靠自己。在面對現實、因應挑戰、總結經驗的過程中，中國的對外政策逐步實現了三個轉變：

        一是更加明確地申明國家核心利益，更加積極地發展與這些利益相匹配的軍事力量，構築和平之盾。2011年，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把“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確定為國家核心利益。

        二是更好地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明確國際責任的維度和限度。習近平同志強調：“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強戰略思維，增強戰略定力，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不斷提高我國綜合國力，不斷讓廣大人民群眾享受到和平發展帶來的利益，不斷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這一戰略轉型有利於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和對待中國的發展，認知和認同中國作為“和平發展的實踐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的身份。

        三是更好地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在多邊合作的框架下繼續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世紀以來的經驗表明，通過扶植反對派、軍事干預、強力推行代議制民主等，不但很難一蹴而就地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反而更容易引發新的矛盾，為更長時間的民族、種族、宗教衝突埋下種子。為了抵制霸權，維護世界和平和推進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中國旗幟鮮明地倡導：以政治對話、和平和解作為化解危機的首要手段；反對軍事干預、“權力更迭”或動用單邊制裁；肯定聯合國的權威，拒絕“拉偏架”等干預方式。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是中國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提出的“藥方”，也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新時期所展現的新內涵。

        打鐵還需自身硬，唯有對經得起理論和實踐檢驗的外交原則的堅守，才會讓中國有更多的朋友，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環境才會衝破重重阻礙，變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