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我們曾在一個普通的小縣城調查，一個農村戶口的農民工要轉為城市戶口，公共成本是10萬塊錢，全國的平均數比這個要多。人民日報今年8月份登出來，全國平均的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公共開支13萬塊錢。從哪籌這麼多錢？

　　解決城鎮化的經費問題，要加快財稅體制的改革

　　新型城鎮化的資金該怎麼解決？這是很關鍵的一個問題。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財權和事權是不對稱的。中央的財權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沒有錢。我們有一句流行話：中央請客、地方買單。

　　所以，解決城鎮化的經費問題，就要加快財稅體制的改革，既然要讓地方做這件事，地方就應該有相應的經費。現在的分稅制的比例是1994年定的，實際上就到省為止了。還有省跟下面的地級市的關係，地級市跟縣的關係，都不明確。依靠什麼？實踐中依靠討價還價來定，這不規範，要改革。另外，地方應該壓縮經費，中央也應該壓縮經費，把錢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必須要政府投資的由政府投資，屬於企事業單位性質的，可以進行市場化運作

　　如何解決城鎮化的經費問題，涉及到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有一種説法，要實行“小政府、大市場”就行了，實際上這是不行的。小政府大市場這個提法不準確，是因為市場跟政府的關係不能用大跟小來分。在任何情況下，政府的工作人員人數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都是小的。有人説，是“強市場強政府”，這個“強”也不行。我在我的文章裏用的是“有效市場，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有效市場，市場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這就行了。政府能夠做市場也能做的，就要給市場；政府該做的就是市場做不了、做不好的，比如收入再分配，政府就應該幫助。這樣才能夠擺正市場跟政府的關係。

　　實際上，很多發達國家是這麼做的，我們要學習國外的經驗。我的文章中談得比較多的是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經驗。因為西歐國家的城市化在19世紀末基本定型，美國在20世紀初也定型，而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城市化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經驗對我們更有可行性。它們的辦法是以城市為單位，建立城市公共建設基金。機構要怎麼建呢？辦法是：地方財政出一部分錢，各大金融機構出一部分錢，把架子先搭起來。架子搭起來就發行公共投資基金券，利率比銀行存款高、比國庫券高，大家來買。每個項目的錢怎麼花，全部公開化，市場運作。

　　比如，一筆錢以基金券的形式籌集出來，是為了建自來水一廠，建第二電廠，或者建其它公共服務設施，所有這些都是一筆項目，大家買後可以轉讓，也可以分紅，還有固定利息。這樣的效果是好的，為什麼？因為它是市場化運作，能吸納社會資金。所以除了非常必要的項目，大規模環境的治理，政府應該投資的要投資，但凡是屬於企事業單位性質的，如自來水廠、電廠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建，這樣就可以省掉一大筆錢。在中國，總有辦法能夠建，但是現在的路是不能走了。

　　靠賣地維持地方財政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

　　現在有兩個路走，第一個路子是賣地。賣地以前一直採用，的確幫地方政府解決了一些困難，但是現在怎麼樣？沒那麼多地了，地賣完後又怎麼辦？沒辦法。所以要改掉。改掉以後政府仍要花這麼多錢，怎麼辦？向銀行借債。現在地方債務中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80%，都是銀行貸款。銀行貸款將來又還不上，變成壞賬怎麼辦？這是蘊藏著金融風險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想辦法，對於長期的債務，應該採取了斷的形式，把它折扣成由中央擔保的地方債券，地方債券不是短期貸款，可以再試行。中央不要任意為地方債務兜底，因為這是不規範的。現在是跑項目，將來會是跑債務，這個應該規範化運作。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