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央巡視組以巡視稽查省部級“高官”為主。重擔之下，誰有資格擔任巡視組組長？

　　“火眼金睛”+抗壓能力

　　中央巡視制度可追溯到1996年十四屆中紀委六次全會的“選派部級幹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2003年，中央巡視制度正式啟動，共設立了5個巡視組，屬中紀委、中組部聯合辦公副部級巡視工作辦公室。2009年更為現名。

　　2009年出臺的《中國共産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以下簡稱《巡視條例》)，進一步明確了中央巡視組的巡視範圍：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同級政府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人大常委會、政協委員會黨組領導班子及成員。

　　因為監督的是黨政“一把手”等地方高官，所以對巡視員特別是巡視組組長，提出了高要求，必須具備“火眼金睛”和抗壓能力。十年來，巡視組組長多由具有豐富黨務工作經驗、組織工作經驗的幹部出任，而且是級別很高，一般是正部級領導。

　　上個月，中紀委改革了巡視組組長的任命模式。從原來的終身制，改為“一次一授權”，也就是根據每次巡視的特點，選任負責人。

　　對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表示，摘掉“鐵帽子”旨在“打造一支作風過硬的巡視隊伍”。

　　2 巡視組到達地方後的具體工作鮮見於報端，巡視地方如何打響第一槍？

　　先見領導，再公佈聯絡方式

　　目前，分赴江西、貴州、重慶的巡視組和進駐中糧的巡視組，都公佈了聯絡方式，甚至公佈了手機號碼。

　　這是遵循《巡視條例》的要求。中央巡視組到地方後，第一件事是“打招呼”，與當地副省級以上幹部、組織部和紀委領導，召開見面會；第二件事就是“接地氣”，通過當地主要新聞媒體，公佈巡視監督範圍、時間安排、聯絡方式。

　　之後，中央巡視組的具體工作進展鮮見於報端。“不張揚、不違紀、不違法、不引起社會轟動、不影響地方工作”，此係巡視組的原則。但得知中央巡視組抵達消息後，一些地區曾出現排隊等待接訪的場景。

　　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視組抵達上海後，儘管駐地門口明顯位置立有信箱，供群眾投遞反映問題的資料，但大量群眾仍選擇跟中央巡視員直接對話。巡視組採取了“號牌預約”方式，先排隊領取登記表、遞交材料，再敲定會面時間。

　　最初幾天，駐地門前聚集了大量群眾，有人從9點排隊到8點，才領到登記表，還有群眾拖著棉被、床墊排隊。

　　3 中央巡視組在地方一般停留兩到三個月。如何在90天裏掌握地方實情？

　　聽街談巷議，找個人談話

　　《巡視條例》賦予了巡視組9大權限，除了大範圍接訪接訪，還包括民主測評；到下屬單位走訪調研；與領導和群眾個別談話。

　　上述權限中，“個別談話”使用率最高。原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説，“個別談話”是巡視組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該巡視組曾在《巡視工作要點》一文中説，之所以以“個別談話”為主，源於“大家在一起，顧慮較多，很難講出心裏話，更不願意涉及對某位領導同志的具體評價”。

　　巡視期內，“個別談話”對象少則一二百人，多則三四百人。“個別談話”遵循“層次”，第一層是副省級以上領導，除分管工作，個人家庭情況如子女、愛人的職業、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層是局級幹部，談話重點側重於“對省委和省委領導的意見”。此外，還會根據需求，找退休幹部、企業領導、人大政協幹部，以及群眾，逐個面談。

　　此外，街談巷議也是中央巡視組的重點。《巡視工作要點》中説，群眾議論的焦點，折射出“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的活動真相”，“這些議論提供了較有價值的信息，並在後來巡視中得到證實。”

　　4 “個別談話”的技巧有哪些？如何從中發現貪腐線索？

　　一句話牽出死緩貪官

　　在祁培文看來，“個別談話”有技巧，“要説硬話，不説軟話，不説錯話，不説過頭的話、沒有根據的話、模棱兩可的話。”而且還要有聽話外音的本事。他就從話外音中，發現了天津市原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的貪腐線索。

　　祁培文回憶，李寶金跟巡視組説“來天津你們想辦什麼事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我都可以辦”。這句“承諾”，在巡視員的腦子裏畫下了問號：市長辦不了的事，檢察長憑什麼能辦？

　　一位與李相熟的企業老闆向巡視組解讀，“你不給他辦，他就辦你。即利用查案的職權，抓你的小辮子。”

　　調查隨即展開，李寶金為數家企業牟取利益、挪用鉅額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

　　幹以勝説，近年來查處的上海市原市委書記陳良宇案、太原市原市委書記侯伍傑案等，都是中央巡視組通過個別談話等渠道，發現了線索。據中紀委通報的數據，自2003年至今，中央巡視組每年都會發現大量線索。

　　如2009年，中央巡視組先後巡視了浙江等12個地區、中國保監會等4個中央金融單位、中國海運等4個國企，查獲了黃瑤、宋勇等高官貪腐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