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巡視組密集進駐一些央企和地方展開巡視工作。

　　中央巡視組是怎樣成立的？巡視組主要巡視什麼？他們又是怎麼找出“老虎”和“蒼蠅”的？

　　巡視組組長誰來當

　　建國以後的中央巡視制度可追溯到1996年中紀委十四屆六次全會的“選派部級幹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

　　2003年，中央巡視制度正式啟動，共設立了5個巡視組，屬中紀委、中組部聯合辦公副部級巡視工作辦公室。2009年更為現名。

　　因為監督的是黨政“一把手”等高官，所以對巡視員特別是巡視組組長的要求很高——必須具備“火眼金睛”和抗壓能力。十年來，巡視組組長多由具有豐富黨務、組織工作經驗的幹部出任，而且級別很高，一般是正部級領導。

　　上個月，中紀委改革了巡視組組長的任命模式。從原來的終身制，改為“一次一授權”，也就是根據每次巡視的特點，選任負責人。這就意味著中央每次確定巡視的任務後，再來選定巡視組組長，巡視結束，巡視組組長的任務隨之結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表示，摘掉“鐵帽子”就是為了“打造一支作風過硬的巡視隊伍”。

　　巡視組組長從已離開一線崗位、但尚未年滿70歲的省部級（正職）官員中選任。巡視組組長被任命後，工作至年滿70歲正式辦理退休。

　　“不影響地方工作”是原則

　　目前，十個巡視組都已就位，通過媒體及官方網站公佈了組長、副組長、工作重點、通訊地址、聯絡電話等重要信息，有的巡視組甚至還公佈了手機號碼。

　　這遵循了《巡視條例》的要求。中央巡視組到地方後，第一件事是“打招呼”，與當地副省級以上幹部、組織部和紀委領導召開見面會；第二件事就是“接地氣”，通過當地主要新聞媒體，公佈巡視監督範圍、時間安排和聯絡方式。

　　之後，中央巡視組的具體工作進展鮮見於報端。“不張揚、不違紀、不違法、不引起社會轟動、不影響地方工作”，這是巡視組的原則。但得知中央巡視組抵達的消息後，一些地區曾出現排隊等待接訪的場景。

　　《巡視條例》賦予了巡視組九大權限，除了大範圍接訪外，還包括民主測評，到下屬單位走訪調研，與領導和群眾個別談話等。

　　上述權限中，“個別談話”使用率最高。原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説，“個別談話”是巡視組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該巡視組曾在《巡視工作要點》一文中寫到，之所以以“個別談話”為主，緣于“大家在一起，顧慮較多，很難講出心裏話，更不願意涉及對某位領導同志的具體評價”。

　　巡視期內，“個別談話”對象少則一二百人，多則三四百人。“個別談話”遵循“層次”，第一層是副省級以上領導，除分管工作，個人家庭情況如子女和愛人的職業、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層是局級幹部，談話內容側重於“對省委和省委領導的意見”。此外，還會根據需求，找退休幹部、企業領導、人大政協幹部以及相關群眾，個別面談。

　　此外，街談巷議也是中央巡視組的重點。《巡視工作要點》中説，群眾議論的焦點，折射出“領導幹部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活動真相”，“這些議論提供了較有價值的信息，並在後來的巡視中得到證實”。

　　一句話牽出個大貪官

　　在祁培文看來，“個別談話”有技巧，“要説硬話，不説軟話，不説錯話，不説過頭的話、沒有根據的話、模棱兩可的話”。而且還要有聽話外音的本事。

　　他就從話外音中，發現了天津市原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的貪腐線索。

　　祁培文回憶，李寶金跟巡視組説，“來天津你們想辦什麼事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我都可以辦”。這句“承諾”，在巡視員的腦子裏留下了問號：市長辦不了的事，檢察長憑什麼能辦？

　　一位與李寶金相熟的企業老闆向巡視組解釋：“你不給他辦，他就辦你。即利用查案的職權，抓你的小辮子。”

　　調查隨即展開，李寶金為數家企業牟取利益、挪用鉅額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

　　近年來查處的很多大案，都是中央巡視組通過個別談話等渠道，發現了線索。據中紀委通報的數據，2003年至今，中央巡視組每年都會發現大量線索。

　　發現問題怎麼辦？在巡視過程中，巡視組只帶耳朵、眼睛、照相機、錄音機。他們的職責是發現問題，但不辦案，只負責向中央報告。

　　祁培文曾表示，發現一些幹部有廉政問題，但還沒有掉下去，對這樣的人，不是一棒子打死，巡視組要與他們談話提醒，給他們敲敲警鐘。

　　形式簡單作用大

　　按照中央的要求，除了中央要向省一級派出巡視組外，省一級也要向地方派巡視組。省向市派巡視組的數目要根據省份的規模而定，最多的5個，最少的3個。

　　在原湖南省紀委調研法規室主任劉大放看來，省向市一級派巡視組的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

　　劉大放介紹，湖南省的巡視組到地方巡視首先要找市裏主要領導談話。另外是找市直單位、企業、高校和下面區縣的一二把手以及老幹部一對一地“個別談話”，“讓他們談對整個市領導班子的看法，重點是市委書記和市長”。

　　事實上，這種看起來簡單的形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讓他們談對地方領導的看法，形式雖然簡單，但是非常有效果。‘個別談話’中肯定會有人説真話。相關領導可以和關係密切的人針對巡視組的到來打招呼，但是他不可能擺平所有人，另外他還會擔心，如果和自己不熟悉的人打招呼，反而會落下口實。”

　　劉大放表示，在巡視過程中，肯定會聽到很多不同意見，“尤其是老幹部，因為已經退下來了，更願意反映真實情況”。

　　省裏的巡視組還會針對市領導班子進行測評，把下面區縣一二把手叫到一起，填寫對自己上司的測評表，“測評是無記名的，大家的顧忌比較少”。

　　劉大放認為，巡視效果肯定是有的，“待兩個月，肯定會得到個別幹部蛛絲馬跡的線索，有一些幹部就因為沒有過巡視這一關，被調離，甚至不能提拔”。

　　（綜合自新華網、《中國青年報》、《新京報》）

      鏈結

　　古代也有巡視制度

　　巡視制度作為監察制度的一部分，在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其萌芽于先秦，確立於秦漢，完備于唐宋，強化于明清。

　　漢代：針對為非作歹者

　　在漢代，郡太守每年上報的計簿是否正確，是否有虛報的數字，丞相和御史大夫無法一一到一百零三個郡國去具體核對。而且，漢代郡守與尉在地方上的權力很大。中央下達的政策，他們完全可以採取各種應付的對策。在這個背景下，漢武帝下決心，派遣十三州刺史，巡視地方行政工作。

　　顏師古注引《漢舊儀》雲：“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所到部，郡國各遣吏一人迎界上，所察六條。”

　　所察六條，指刺史到郡國巡視的職責和範圍。從刺史在地方上巡視的職能看，都是針對官員及其子弟和地方黑惡勢力為非作歹的行為，維護弱者的利益。

　　漢代的刺史，一般在八月巡行郡國。歲末到京師報告巡行郡國的結果。那時的高官中，做過地方刺史的人不少，如翟方進便做過朔方刺史。

　　唐代：主要為了加強管理

　　唐代地方行政機構的設置是承隋而來的。州、府這一級官員數比隋時增加了一倍。中央政府，如何直接管理這麼多州府，也增加了困難。而直接的親民之官則是州、縣二級地方官。所以對刺史的考察成為中央政府必須面對的一項難題。

　　唐代中央下去巡視的官員，由監察部門的監察御史擔任。唐高宗時擔任過這一職務的韋思謙認為，“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後來，唐朝又在地方依山川地理形勢劃分為10個監察區，也叫“十道”，由中央派遣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監察區內行使職權。

　　監察御史與十道巡按使的區別在於：前者出巡的時間不定，一般是地方出了大要案件時才出巡，帶有皇帝敕命，具有特使色彩；後者是一种經常性的地方巡視制度，擔任十道巡按使的官員可以是監察御史，也可以是其他御史甚至行政官員。

　　明代：直接對皇帝負責

　　明初朱元璋曾不定期地派出監察御史巡按地方。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正式確立御史巡按制度。他以省劃分，設立十三道，配備十三道監察御史百餘人，再從他們中選派巡按御史。

　　十三道監察御史平時歸中央都察院管理，但在履行職能時又不受都察院控制，直接對皇帝負責。從十三道監察御史中選派巡按御史十分嚴格。每名巡按御史的産生，都是先由都察院選出兩名候選人，引至皇帝面前，請皇帝欽點一名。巡按御史職責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