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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兩張地球的老照片,曾經深深刺痛中國人的心。
一張是夜景。從北美大陸到東亞西歐,萬家燈火,流光溢彩。相形之下,中國大陸的燈光寥若晨星,一派農耕社會“江楓漁火對愁眠”的清冷。
一張是白天。中國像一隻羽毛稀少的雄雞,佇立在植被茂密的西伯利亞和東南亞之間,吟唱著黃土地渴望綠色的古老歌謠。
30年過去,快速生長的城市燈火,照亮了神州大地。森林覆蓋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足13%,增長到如今的20%多。發展起來的中國,一天比一天亮起來、靚起來。
然而一片濃雲,很快遮蔽了這愉悅的場景。從太空俯瞰地球,中國的身姿變得影影綽綽。2013年著名的“霧霾一月”裏,北京上空有25天被灰霾籠罩,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如霧裏看花若隱若現,6億人在嚴重污染的空氣中呼吸和生活。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飛速發展,增速始終接近或超過兩位數。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就像中國作為經濟大國崛起的速度和規模在歷史上無與倫比一樣,中國污染問題也突破了既有的先例”……整個世界心情複雜地關注著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
經濟學上有一條著名的曲線,叫做庫茲涅茨曲線。這條倒“U”形曲線講述的,是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無一例外遭遇過的一段困境:經濟越發展,環境污染越嚴重。今天的中國,正攀爬在這條曲線陡峭的上升區間。
挑戰是全方位的。《鄱陽無漁》《瀕死洞庭》《民勤生與死》《艱難的蒙煤外運》《鹹潮考驗珠三角》《太湖藍藻再暴發》《錫林郭勒牧區尋路》《大興安嶺的艱難時光》《春天等來的難道只是沙塵暴》……媒體的一個個大字標題,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經受的考驗,刻畫得淋漓盡致。
難道經濟增長,註定要以犧牲幾代人的生活質量作為代價?莫非13億中國人,註定無法穿越眼前這厚厚的“生態墻”?
(二)形勢的確不容樂觀。
這是我們的環境壓力——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面積37%、沙化土地佔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受污染的耕地高達上千萬公頃,1.9億人的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
這是我們的資源瓶頸——石油對外依存度升至57%,2/3的城市缺水,年均缺水量多達536億噸,耕地逼近18億畝紅線。
這是我們的消耗排放——到2011年,中國已連續3年成為世界機動車産銷第一大國,機動車保有量超過兩億輛,比1980年增加30倍,尾氣排放總量增加14倍。煤炭消費34.25億噸,佔能源消費總量近七成,而且仍在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
“中國的環境壓力比任何國家都大,環境資源問題比任何國家都突出,解決起來比任何國家都困難。”這樣的結論,不是來自某個危言聳聽的環保組織,而是來自國務院授權開展的中國環境宏觀戰略研究。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國的環境質量仍只是“局部有所好轉,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仍然嚴峻,壓力繼續加大”。不斷加劇的污染,正成為河山不能承受之重。
上世紀的後40年裏,日本對外轉移了60%以上的高污染産業,美國轉移出去的高污染産業佔40%左右。發達國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向世界轉嫁危機,而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有類似的可能。
本世紀最初10年是160年來最熱的10年,全球溫室氣體含量今年5月達到數百萬年來的最高點。儘管人均能耗遠高於我們的歐美國家沒有資格對我們説三道四,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躍居世界首位的中國,內心深處的環境壓力始終揮之不去。發展的權利不容剝奪,但發展的目的,不是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燙。
“美麗中國”的呼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天比一天高漲起來。“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剛剛閉幕的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擲地有聲的堅定話語,傳遞了中華民族向污染宣戰的堅強決心。
(三)在互聯網上搜索“美麗中國”一詞,有兩個結果非常醒目。一個引向紀錄片《美麗中國》,它刻畫了承載幾千年中華文明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一個引向黨的十八大報告,它展現中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
生態文明源於對發展的反思,也是對發展的提升、對工業文明的超越。正是從文明進步的新高度重新審視中國的發展,我們黨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佈局。十八大報告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目標,以鮮明的形象、豐富的內涵,訴説著13億中國人的嚮往,吸引著世界的目光。
“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後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鏗鏘有力的宣示,表達了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鮮明態度。
不採取有力措施,資源支撐不住,環境容納不下,社會承受不起,發展難以持續,民族復興失去根基,美麗中國更無從談起。
今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加快形成能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雙控制的新機制,畫出了“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不超過40億噸標準煤”的紅線;
2月,環保部宣佈將在重點控制區實施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力爭7 年內實現PM2.5排放總量顯著下降;
3月,全國人大會議公佈的預算案中,中國環境保護預算比去年增加18.8%。這一增幅大大超過了財政支出的整體增幅;
在江蘇,省環保廳首次啟動“約談”機制,就太湖流域水質約談蘇南四地政府相關負責人,如半年內未完成整改,將直接由省紀委和省監察廳處理地方政府責任人;在湖北武漢,湖泊保護今年全面實現“包産到戶”,166個湖泊都有了“一官一民”兩位“湖長”,一旦湖泊出現問題,立即追責;在廣西河池,龍江河鎘污染事件中,3名官員因環境監管失職罪被判刑,10名企業責任人因污染環境犯罪被刑處……
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建設美麗中國,其最終目標是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它意味著將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重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使我們的資源環境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
環境的警鐘日日驚心,生態的保護時不我待。
(四)然而,經濟與生態“雙贏”的道路,遠非想象的那樣平坦。
很多人艷羨加州的陽光、塞舌爾的海灘、芬蘭的原始森林,其實在我們身邊營造同樣的美景,也不算太難:
實踐證明,關掉燃煤電廠,停掉石化工廠,汽車限號運行,工地停止施工,不要半年時間,城市就會天變藍,風變清,環境變好。
再到中東部的一些農村地區去看一看,隨著大量勞動力進城打工,環境休養生息,植被迅速恢復,野豬、野狼上演“王者歸來”,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園氣象。
問題是,如果由此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單雙號限行、缺電少氣、就業變難、經濟下滑,我們是否能夠忍受,又能忍受多久?
下面這兩幅場景,或許可以給出問題的答案:
怒江沿岸,大峽谷間,環保主義者大聲疾呼,反對水電梯級開發對生態造成的巨大損害。但令他們失望的是,當地大多數居民竟然都“愚昧”地贊成興修大壩。
在一個經濟落後的海島,參觀者體驗過熱帶雨林的原始風情之後,拍著當地幹部的肩膀説:“這樣的美景,一定不要搞旅遊開發,要好好保護啊!”幹部一臉苦笑地反問:“如果我們都爬到樹上去扮猴子,你們是不是覺得更爽?”
靠“回到從前”來解決今天出現的問題,並非正路。早在上世紀70年代,國際上就有這樣的觀點,在所有的環境污染問題中,沒有比“貧窮污染”更為嚴重的。這一觀點劃清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類不同的環境問題。
無論是非洲人口激增帶來的生態災難,還是中國農村曾經綿延千年的毀林開荒,其危害都不亞於工業污染。就中國而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直到現在還有1.28億貧困人口,讓他們脫貧致富,必須靠發展;就人類整體而言,發展,也只有發展,才是走出生態困境的治本之策。
然而硬幣總有它的兩面。
必須承認,在發展問題上,我們的幹部有使不完的勁頭,我們的行政有相當高的效率,但在環保實施力度和資源使用效率上,我們的表現就要遠遜一籌了。
據國際能源署統計,中國單位GDP能耗儘管近年來所有下降,但仍為日本的7倍左右,相當於世界均值的兩倍。2011年,我國GDP佔全球的10.48%,卻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鋼鐵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為了“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綠卡”、“掛牌”、“進廠審簽”、“預約執法”等土政策風行,環保執法部門對企業的正常監督執法受到阻撓。近年來曝出的血鉛超標、違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業扛著“掛牌保護”金字招牌種下的惡果。
不充分的發展與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就這樣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時存在。這是中國的困境,也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共有的尷尬。
就像每個月掙100塊錢的人如果要靠10塊一斤的有機大米養活,其結果必然是饑餓,環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衝突與矛盾,也成為許多地區在生態環境方面寅吃卯糧甚至飲鴆止渴的現實背景。
精心調適發展與環保的關係,盡最大可能維持兩者間精細的平衡,不僅是經濟問題、技術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這是對人類智慧和倫理的雙重挑戰。這樣的挑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都不會消失。隨著經濟版圖變遷和社會轉型,在局部地方甚至還可能進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國,就處在生態環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報告強調“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環保意識覺醒的時代。
從1997年開始,環境污染糾紛直線上升,每年遞增25%,到2002年已超過50萬起,環境維權成為社會熱點。2005年以來,從圓明園防滲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到廈門、大連、寧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項目,再到最近的廣東江門核燃料風波,環境公共利益衝突日趨尖銳,對抗方式也更加激進。
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保意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領導幹部落後的發展理念。
事實上,從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準伐木、夏天禁止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的禁令。在糧食危機隨時可能引爆的古代,對王朝穩定的最大威脅是饑荒,官員的主要職責,是守住底線。到了當代,這樣的觀念被“GDP至上”的政績指揮棒所取代。這種理念延續了“超英趕美”的傳統,又有著近幾十年“發展主義”思想作依託,一時之間很難扭轉。
在很長時間裏,地方幹部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式,其中心內容是“經濟錦標賽”,經濟業績成為考核任用幹部最簡便易行的標尺。迅速改變一地之面貌、實現民生之發展,變成地方幹部最主要的追求。只爭朝夕的現代化,讓很多人有一種停不下來的衝動。與此同時,受制于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局限,環境問題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這樣的背景之下,環保部門的尷尬也就在所難免了。
法律授予環保部門的是檢查權、罰款權和建議權。但是在基層,這些職能有時會被各類土政策阻擋,有時會被地方保護主義的長官意志扼殺。權力一旦可以繞過法律,決策也就可以拋開程序。很多大型項目上馬時,不透明的環境評價過程,不充分的公共決策參與,其實質往往是為了讓項目順利過關。可一旦遭遇公眾的抵制,這些工程無論環境影響如何,通常都會迅速下馬,形成“一鬧就停”的示範效應,讓一些並不理性的鄰避運動得到不應有的鼓勵,也讓一些本屬必要的項目中途夭折。
權與法的衝突,理性與慾望的齟齬,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較量,剪不斷,理還亂,成為環境改善的羈絆。對此,環境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環境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實質上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六)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國家成為工業大國而不曾遺留環境破壞問題、付出艱難治理的代價。
泰晤士河曾經看不到一條魚,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規防疫接種,英國政府經過20多年的艱苦整治,才將它變成潔凈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歷時近30年方見成效。美國洛杉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受光化學煙霧困擾,治理60多年,到20世紀初才基本打贏這場“藍天保衛戰”。即便如此,洛杉磯地區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標,大約有100萬成年人和30萬兒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億美元。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之路,多則二三百年,少則100多年,其環境問題是分階段出現的。我國的工業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快速發展階段則是近30多年,環境問題呈現壓縮型、複合型特點。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出現,新舊問題疊加,污染機理更加複雜。加之觀念、政策、制度、管理、技術的滯後,解決起來自然更加困難重重。
一方面,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現狀,就像一個人長期透支身體,積勞成疾,多病纏身。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環境治理、生態恢復有其客觀規律,只能遵循,無法超越,解決起來得有耐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不能因為發達國家通常在人均GDP1萬美元時才出現環境拐點,而我們現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發展階段的升級。以韓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人均5000美元時環境就開始好轉了。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們深思。
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允許我們像發達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解決環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統籌協調、標本兼治,探索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發展新路,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
轉型,首先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産業結構、繼續提升第三産業比重,推動技術創新、降低節能環保技術成本,逐漸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産能,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轉型,關鍵是優化法治環境。賦予環保部門有力的強制執行權,克服環境法律法規偏軟、可操作性不強、處罰力度不夠的弊端;加強執法監督,健全內部監督制約、完善層級監督、落實社會監督,堅決杜絕行政權力對環境執法的干擾,構築生態文明的法治基礎。
轉型,重點是協調利益關係。觀念問題的實質是利益問題。就像考核標準不變、領導幹部的行為方式就難以改變一樣,如果缺少外來約束,企業難免將環保成本轉移給消費者,而公眾也可能只想著呼吸新鮮空氣卻不願意付出代價。實現利益結構的調整,破解人人都説環保重要、可一旦觸及自身利益就不幹了的“吉登斯悖論”,必須依靠不斷的制度變革和機制創新。
轉型,核心在喚起全社會參與。歸根結底,環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共同導致的社會問題。幾十年來,“環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對於克服環保領域的市場失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單純的行政措施,不僅邊際效益遞減,而且容易産生權力尋租的弊端。只有政府、企業、個人、社會一起發力,綜合施治,美麗中國才可能由願景化為現實。
(七)經濟增長、社會公正、環境保護是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實現經濟繁榮、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社會和諧,是美麗中國的基本內涵。
英國衛報記者華衷講過一個故事:小時候大人告訴他,如果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地球將偏離軌道,人類會因此毀滅。憂心忡忡的他從此每晚睡前都要祈禱:“不要讓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後來他來到中國,發現十幾億中國人真的“跳起來”了——他們以只爭朝夕的焦灼,奮起直追人類現代化的潮流。
華衷的擔憂,也是中國人自己的擔憂:如果人們的價值取向不能從物質的富足功利向社會的健康文明轉化,如果生産方式不能從資源掠奪型向保育再生型轉軌,如果消費行為不能從高能耗、高消費向低能耗、適度消費轉變,美麗中國終將是紙上談兵。
事實上,轉型已在更自覺地加速推進。
本屆政府成立短短4個月間,就有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圍繞大氣治理和節能環保産業展開。讓城鄉居民喝上更乾淨的水、呼吸更清潔的空氣、吃上更安全的食品、享受更良好的環境,很多省市區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路線圖、時間表,不少地區提出了“生態強省”、“生態立市”的戰略目標。以往的GDP競賽,正在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競賽、改善民生競賽、節能減排競賽、社會管理競賽。
把“生態”重新引入經濟學,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第一位的追求。從剛剛公佈的今年上半年主要經濟數據看,新增就業持續增加,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服務業和高科技産業發展加快,能源消耗強度下降增幅加大,經濟轉型的攻堅戰初見成效。
中央氣象臺曆史上第一次專門針對霧霾發出預警;人民日報等媒體以報道與公益廣告提升全社會環保理念;實行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車用油品新標準,逐步將燃煤電廠撤出城市中心地帶,試行以天然氣和新能源取代汽油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燃料;眾多企業、民間組織積極參與的“中國低碳聯盟”一個月前正式宣佈成立;從9月起環保部門將主動公佈重點監控企業的排放數據等信息;電價改革、資源稅改革以及徵收碳稅等政策列入議事日程。
在日常生活層面,限塑令頒布4年多來,全國每年減少塑料購物袋240億個,相當於節約石油480萬噸,約佔大慶油田年産量的1/8;近3年時間裏,5.2億隻節能燈、5000多萬台節能空調、460多萬輛節能汽車進入尋常百姓家……
不必諱言,今天的中國,我們還未能完全擺脫很多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先污染後治理”老路。但轉型已經開啟,發展不容回頭。“同呼吸,共奮鬥”,為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産生活環境,是13億中國人的共同追求。美麗中國,正孕育在每個人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