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余友珍照常上班，騎自行車沿途擦洗垃圾箱。

　　家擁住房17套，她是千萬富婆

　　起早貪黑掃大街，她是環衛工

　　余友珍兩個身份一種本色

　　她告誡子女：“你們不做事，我就把房子捐給國家”

　　本報訊 （記者龔平）昨天是2013年第一天，早晨6點半，寒氣刺骨，53歲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樣，騎著電動車準時趕到武昌徐東路，開始清掃馬路。過往的路人不會想到，這位穿著一身橙紅色工作服的普通環衛工，家有17套住房，價值過千萬元。

　　余友珍是武昌區城管局清掃大隊的合同工，月薪1420元。她家擁有10套現房，鄰近東湖歡樂谷景區，市價每平方米至少6000元，加上今年即將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她是個擁有千萬房産的“富婆”。

　　余友珍負責約3000米馬路的保潔，每天要沿街來回清掃6個小時，擦洗8個垃圾箱。昨天記者現場看到，余友珍拿著濕抹布，彎腰擦了一會兒，箱體表面很快就結了一層冰碴兒。

　　上世紀80年代，余友珍是洪山區東湖村霍家灣菜農。夫妻倆起早貪黑，辛苦攢錢，在灣裏第一個蓋起了三層樓私房。到武漢打工的外地人越來越多，余友珍就將空余的幾間房用於出租，到上世紀90年代初，每間每月至少能收50元錢。攢了錢後，又蓋房又加層，幾年下來，她共擁有了3棟5層樓的私房，大多用於出租。她説，當時農村建房管得松，家家都蓋房。令她沒想到的是，2008年開始趕上徵地拆遷還建，她居然先後分得21套房子。後來，她陸續賣掉了4套。

　　從1998年起，失地後的余友珍到武昌區城管局當環衛工，一週休息一天，淩晨3點半就要到崗。雖然後來成了“富婆”，但她依然沒有放下掃帚。工作中，常常被人冷眼相看，但她仍然樂此不疲。清掃班裏的很多同事都想不通：“余師傅家裏那麼有錢，還要來吃這個苦！”對此，余友珍有自己的説法：“我想給兒子、女兒做個樣子，不能天天窩在屋裏坐吃山空。”

　　余友珍耳聞目睹村裏有人拿到多套還建房後，不做正經事，沉湎于打牌賭博，甚至吸毒。她對子女有言在先：“你們要是不做事，我就把房子捐給國家。”現在，她的兒子在東湖風景區當司機，月薪2000多元；女兒也是上班族，月薪3000多元。

　　曾經闖深圳，只為“做點事”

　　擁有價值千萬房産的余友珍，為何還要披星戴月做環衛工?連日來，記者多次到余友珍工作的地方，對她及身邊的人進行採訪，試圖從余友珍的人生軌跡中尋找答案。

　　“我是個農民。”余友珍總是這樣表述自己的身份。1976年，她從東湖中學畢業後，就開始在家裏——東湖村霍家灣務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分田到戶，余友珍家裏分得五畝菜地。當時，種好的菜，淩晨3點要起來摘好洗好。她經常是一個人騎著自行車，馱著兩百斤的菜，到武東販賣。

　　1993年，隨著城市擴張，東湖村菜地面積越縮越小，她能做的事也越來越少。那時，同村的很多人闖深圳。她和丈夫一商量，花4萬元買了一輛貨車，打算去深圳工地跑運輸。

　　余友珍記得，當時小女兒才4歲，不得不把她帶在身邊;兒子大一點，就只能丟在武漢，由老人帶。

　　其實，當時光靠房租，余友珍家裏的日子也能過得不錯。“就想出去闖一闖，我沒什麼文化，但不能不做事。”

　　女兒已完全不記得父母帶她去過深圳。偶爾，余友珍拿出當年在海邊拍的照片説：“你看，媽媽當年出去闖，你還那麼小。”

　　余友珍第一次外出闖蕩，人生地不熟，以失敗告終。“主要給工地拖磚，我們夫婦都不會開車，請個司機月薪就是兩千塊，但是運費很難要，加上出了個小車禍，搞了不到兩年，就回到了武漢。”

　　雖然是富婆，臟活搶著做

　　余友珍坦言，除了種菜，她沒有別的專長。經人介紹，她曾到武昌東亭一家印刷廠，給20多號工人做飯。這份工作幹了兩年多，印刷廠倒閉，她再次失業。

　　但余友珍一天都閒不住。1998年，鄰村好姐妹王臘英在武昌區城管局當環衛工，問她有沒有興趣來掃地，就是有點苦。勞作慣了的余友珍想，那算什麼苦，掃地就是做清潔，不苦。

　　余友珍説：“我挑過20年大糞，以前種菜時，下午五六點鐘，城裏工人下班了，我們要到田裏澆糞，一直澆到晚點八九點。一輩子苦慣了，不做事心裏不踏實。”

　　一開始，余友珍上早班，淩晨3點半，從岳家嘴一直掃到汪家墩，一次打掃得要兩個多小時。掃到6點多，城管部門會給環衛工配送早餐，有包子、饅頭、豆漿。早餐一週只送兩次。不送飯時，余友珍會帶點米來，煮一鍋稀飯，就鹹菜過早。

　　在同事眼裏，余友珍是個富婆，可她最看不慣的，是有了錢就看不起做體力活的。有一次，一輛的士的車輪壓住了垃圾，余友珍讓司機把車子往前挪一挪，可司機不願走，而且還用髒話侮辱她。一旁的同事氣不過，怒斥對方：“我們掃大街的怎麼了，她的錢拿出來可以砸死你!”

　　同事呂新勝是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他説，余友珍做事認真，雖是清掃班副班長，但有什麼重活、臟活從來搶著做。垃圾車來了，要把垃圾桶往上挂，她總是第一個往上衝。

　　房租歸房租，自己要做事

　　剛到武昌區城管局清掃徐東大街，余友珍清楚地記得，第一個月工資是240元。那時，她家中的房租月收入至少是工資的4倍。但余友珍認為，房租歸房租，但還是要在外面做事。

　　身為農民，余友珍最喜歡的是房子。結婚時，她和老公住的是兩間泥瓦房。在農村，誇誰家，就是看誰家的房子修得大，修得好，而且最氣派的是樓房。

　　余友珍説，農村人就喜歡蓋房，村裏有句俗話，房子是個“啞巴兒子”，它可以幫你掙錢、做事，但不説話。

　　在沒有住樓房前，余友珍的夢想就是攢錢、攢錢、再攢錢，修一棟樓房搬進去住。沒想到的是，後來，她家的房子不僅做起來了，還給她帶來高額回報。

　　2002年，余友珍已蓋起3棟5層樓的私房，每月僅房租就有4000元的收入，而她當環衛工的收入僅千元左右。

　　怕子女變樣，自己做榜樣

　　但她沒想到，房子多了，也帶來“煩惱”。

　　從2008年開始，村裏開始拆遷還建。余友珍的私房第一批就還了14套房，每套平均面積80-120平方米，當時還建小區的房價每平米3000元左右。一夜之間，余友珍的房産價值超過了400萬。

　　余友珍注意到，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開始無所事事，有人賭博，有人吸毒。她擔心她的孩子也會因此而變樣，所以，一有機會就數落一兒一女：“都到外面去做事，別指望房子。”

　　余友珍説：“我就怕孩子們閒著，靠房子坐吃山空只會害了他們。”

　　就在元旦節前，她又嚇唬孩子們，沒得錢用了，要賣房子。兒子很驚訝，已經賣了幾套房子，那麼多錢怎麼一下子用完了。余友珍誆稱：“打牌輸了。”

　　余友珍沒覺得自己這樣做有什麼特別。她告訴記者，在東湖村，跟她相似的村民還有不少，有的人手裏有十幾套房子，仍然在東湖歡樂谷風景區當清潔工。她所在的清掃班，有3個環衛工來自附近的村子裏，每個人手裏都有5至7套還建房。

　　記者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