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傳明，1971年生於江西九江廬山茶場，初中畢業以後上了技校，而後在九江石化總廠的鍋爐車間做了5年的司爐工，1996年考上北京電影學院，成為當地第一名大學生。朱傳明的個人經歷對他的拍攝影響很深，或許正式因為有了這一段經歷，他才會如此容易地跟那些在底層飄蕩的人打成一片，在一篇自述的文章中，他這樣寫道：“我常常被生活中這樣的場面感動：火車站疲憊而臥的人群，集市上擁擠的人流，馬路邊吆喝生意的攤販，建築工地腳手架上的民工……他們的呼吸象暗流一樣洶湧、被裹挾而去。但我竭力使自己冷靜——在路邊注視那些在路上的人。這種注視使我感到憂傷而幸福。”

    199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朱傳明碰到唐旦震，一個湖南小夥子，在北京一個小區的角落裏彈棉花，於是他決定拍攝唐旦震在北京的生活，於是就有了這部名為《北京彈匠》的作品。影片最為出彩的地方，在於一線光亮的黑暗中，唐旦震跟朱傳明傾訴心聲，談他的過去，他的家庭，他的遭遇，他的夢想，這種傾訴的慾望或許來自人內心溝通的慾望，但是，對於朱傳明和唐旦震來講，意義是不一樣的。通過這部紀錄片，朱傳明獲獎出名，而唐旦震卻不知飄落到何方，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對於他沒有任何影響，朱傳明也一直感到來自良心和道德的譴責，這是紀錄片作者和被拍攝對象似乎難以解決的問題。有時候拍攝本身對被拍攝對象就是一種傷害，怎樣把握這種平衡？真的很難，朱傳明説：“就像一柄雙刃劍，刺中別人的同時，也刺中了自己。”幸好他還有這種反省，以致于對被拍攝對象不會傷害太深，儘管如此，當他的第二部紀錄片《群眾演員》問世時，卻遭到了更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在這條道路上似乎走得更遠了。

    或許正因為這部紀錄片的出現，之後的幾年時間裏，反映底層邊緣人群的紀錄片出現了很多，特別是由於DV的出現，使這種個人化的拍攝更為簡單，某種程度上，這部紀錄片改變了新紀錄運動的方向，這種轉向帶來了雙重效果，一方面打開了新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拿起攝像機；但另一方面由於其示範效應，也使以後紀錄片拍攝的內容過於局限于邊緣題材，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拿起攝像機的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幾年，直到近兩年才慢慢得到修正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