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該院主辦的“CMRC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上做主題演講時表示，中國經濟增速下行不可避免，過去依靠發達國家繁榮拉動外需的局面已發生變化，未來企業要面向新興市場，中國繼續對外開放還有巨大潛力。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不可避免

　　中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周其仁認為，雖然中國經濟短期“企穩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幾乎減半，經濟增速下行雖可促使結構調整，對長期發展有好處，同時也使企業承受巨大壓力。

　　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由三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是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導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我國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紀以來國內為調控經濟過熱不斷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實利率發生變化使企業面臨困難。

　　周其仁指出，經濟增速趨緩使企業和地方政府面臨“水落石出”的局面。“壓在他們頭上的‘石頭’主要有三塊：隨收入增長不斷上升的成本；企業債務壓力；嚴重的産能過剩”。

　　高速增長下行後，原來支持增長的生産能力變成大問題。這個清理過剩産能的過程並不容易：關掉工廠將導致一些工人失業，失業人口數量過多將對經濟、社會造成巨大影響。

　　周其仁認為，在外需乏力的情況下，很難指望內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

　　首先，中國很多産能從開始就不是為內需而生，尤其是多年來扭曲的匯率機制導致國內外相對價格信號出現很大誤差，使國內生産者産生錯誤價格預期，佈下過多産能，這些産能很難僅靠內需消化。

　　其次，不少地方、企業面臨“三塊石頭”的擠壓，消化成本壓力、債務壓力和産能壓力需要時間，不可能迅速恢復高速增長。

　　第三，寄予較大希望的城市化不會馬上刺激內需。城鎮化首先是體制機制問題，不把這些調整好，到處建新城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

　　最後，改革釋放紅利需要時間。“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越留在後面的，改革難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時間”。

　　對外開放要增加針對性

　　周其仁認為對中國來説，繼續開放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強對外開放的針對性。

　　中國過去的開放模式遇到嚴峻挑戰。從建立特區到現在，中國的開放基本上是針對發達國家市場出口産品。發達國家有三個特點：第一，現成的購買力；第二，現成的商業通道，只要我們有能力生産出産品，香港的訂單物流配送渠道、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可以保證産品很快銷售出去；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有相當成熟的信用體系，這也是這些年中國出口非常順利的主要原因，然而以2007年的危機為拐點，發達經濟體成熟的購買力、成熟的設施、成熟的體系遇到了全球化以來最大的一次衝擊。儘管這套體系還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為什麼中國繼續開放還有潛力？周其仁指出，一方面，進口還有很大的潛力。隨著匯率扭曲局面的改觀，人民幣較快升值，中國的旅遊、境外活動、對外投資迅速升溫。我們在降低關稅、擴大進口等方面有很大潛力。另一個潛力就是中國企業面向新興市場擴張帶動國內生産能力面臨新機遇。

　　2007年發達國家遇到重大挫折後，全球經濟體量份額發生很大變化。新興市場經濟總量佔比從15.4%上升到29.7%，G7國家從65.4%收縮到47.3%。“中國的産能原來主要面向發達國家，如今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份額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們抓住新興市場會有大機會。”周其仁指出，中國有生産能力，薄弱環節在於相應的市場能力。我們對新興市場國家了解少、銷售能力差。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個很大區別是沒有現成購買力，但是有潛在購買力；沒有現成成熟的商業基礎設施以及很好的信用與服務體系，但是有改善的機會。這些都是中國的機會。

　　周其仁介紹，在全球化方面中國企業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華為、聯想、海爾都開始成為誕生於中國的全球公司。在東盟、中亞、東歐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當中，不僅僅購買資源，而且介入當地的投資和建設，出現以對外投資帶動對外貿易的新苗頭。

　　微觀上看，不少企業已經有面向新興市場的動向，但仍需要兩方面的政策支持，一是簡化審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與産業結合，要為中國産能開拓海外市場提供金融支持。如果政策對這兩方面進行支持，中國開放也將出現“升級版”，並以此支持經濟轉型和升級。

　　周其仁最後總結説，中國經濟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因為過去依靠發達國家繁榮拉動外需的局面發生變化。形勢變化帶來兩方面困局，一是“水落石出”後企業和地方政府要應對成本、債務、産能三塊“石頭”，二是從整體結構看生産能力與市場能力不匹配問題突出。應對這個困局的一個可能方向，是面向新興市場進行對外投資，為中國産能開拓新市場。中國不能完全靠內源式發展，中國經濟的升級版離不開有針對性的擴大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