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在日前舉行的網易財經讀書會第四期《尋找改革突破口》論壇上表示，改革的邏輯和過程就是“根據中國的情況調一調、變一變、試一試，讓社會生産力、主動性釋放出來”。摸著石頭試錯和頂層設計對於中國改革都很重要，社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將二者結合起來。

　　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

　　“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並不需要什麼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辦法‘指導’老百姓如何解決問題。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看，各地自發的行為裏就有足夠的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周其仁説這是他30多年來對中國農村改革感受到最深的一點。

　　在周其仁看來，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把底層摸石頭過河的實踐和上層使之合法成為政策兩種力量連接到一起。這是中國過去改革的路徑，也是中國未來推進改革的方法。

　　“摸著石頭過河”成為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方法論，中國的改革有很多來自於此，這些“摸石頭過河”也都是底層實踐的結果。第一個典型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第二個典型是民營經濟。

　　“頂層設計”首次出現在中央文件是“十二五”規劃中，強調理性、統籌的全局觀。周其仁指出，在1986年前後，國家開始對整個國民經濟體制，包括物價、稅收、商業、進出口、財政體制等考慮相互聯絡，準備綜合性的總體改革方案就已經顯現出“頂層設計”的內容。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恰恰是“頂層設計”呼應了“摸石頭過河”。凡遇到困難、需要解決大問題，改善生活、發展經濟是每個人的願望，總會有人想辦法，出頭面對困難抓住新的機會，這個“摸石頭過河”的力量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改革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頂層設計”是對底層的、地方的自發改進和改革的作法給予合法承認、保護、完善和提升，使之成為政策、成為正規的制度。

　　周其仁概括，未來的趨勢可能是在互動中推進中國的改革和轉型，包括上下互動、觀念與實踐互動、設計與實施互動。

　　改革要和社會主流群體的期望值相匹配

　　周其仁認為，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改革是系統性糾錯，改革要進行下去，否則會在三個層面出現問題。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反應。負面新聞的持續出現，除偶發和個人因素，還是反映出高速經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老話説，“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

　　第二，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説，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説，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説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説，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周其仁説，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産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産生。

　　第三，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説一套，本本上説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裏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的活動，吸納到體制裏來。

　　城市化進程落後問題應予重視

　　周其仁説，中國很大，不過這個很大的國家，可以説只有兩塊地方：一塊是城市，另外一塊是鄉村。中國的人口很多，不過這十數億中國人，也可以説僅分為兩部分人：一部分叫城裏人，另外一部分叫鄉下人。

　　今天，雖然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可是城鄉之間依然有著巨大的差距，甚至鴻溝越來越大，導致中國發展中的大多數重點難點都在農村，都在城鄉之間。城鄉中國本就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社會結構，所以無可避免地帶有城市化率低、城鄉差距大的特徵。可是幾十年來中國在戰略、體制和政策方面不斷的選擇與實驗，也讓今天的中國城鄉具有若干鮮明的、不容漠視的特色。其一，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其二，市場改革激發了天量的城鄉人口流動，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經濟機會的版圖分佈，也形成著新的社會結構；其三，城市化加速與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造就了城鄉關係極為誇張的緊張。

　　在周其仁看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意味著經濟密度甚於人口密度。也就是説，人往城裏走，是城裏的邊際收益高於農村，只有到經濟上的邊際收益在城鄉之間大致相當，這種流動的趨勢才會趨緩或者停頓下來。簡單地説，就是只要去城裏討生活的能比農村賺更多的錢，那麼城市化就不會停止腳步。

　　人口聚集推進經濟聚集，反過來再刺激人口聚集，這就是城市化的動態進程。迄今為止，全球範圍的城市化依然沒有停步的跡象。當一些城市停滯、衰亡時，另一些城市生機勃勃地興起；一個時期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個時期，城市化又欲罷不能。我們能夠抓得住的，惟有一個關節點，這就是經濟聚集是不是高於人口聚集。如果環境的、技術的、制度的和觀念的條件能夠維繫經濟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們就有把握推斷城市化必將繼續。

　　周其仁認為，從古到今，城市不過是人口聚集和經濟聚集的結晶，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並沒有什麼不同。中國的特色在於，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強有力的經濟聚集的召喚和刺激，從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不曾給城市化以應有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