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經濟而言，總量通常指的是GDP，而結構是各類經濟成分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

　　筆者認為，經濟總量與經濟結構兩者之間並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當然，GDP兩位數的增長不可持續，必須加以控制，而當下所確定的7.5%左右的增速沒什麼大問題，應當被視為正常增長。

　　但無論多高的GDP增長都不能排斥經濟結構調整，因為經濟結構調整是國策，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我們既要強調經濟增速與結構調整的獨立性，又要看到二者的相得益彰。

　　所謂二者的獨立性是説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之間不存在相互的替代關係，不能説7.5%的經濟增長就適合經濟結構調整，而9%的經濟增長就不適合經濟結構調整。

　　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速過高，有相當大的比重是外需拉動。比如2003年之後，中國經濟兩位數的增長，就是西方國家透支消費的直接後果，這是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無法自控的因素。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非要強調7.5%的GDP才適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那我們一定會大力度壓制中國經濟增速，比如採用緊縮的貨幣政策。那結果將是中國經濟內、外需結構被嚴重扭曲。因為緊縮貨幣無法抑制外需，但卻嚴厲壓制內需，而內、外需的比重是中國最重大的經濟結構。所以，我們必須認知研究經濟的結構問題。

　　經濟增長必須具有適度性。這個適度性一定要以確保就業充分、社會穩定為前提，同時它又受到潛在經濟增長能力的制約。我們必須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一點，對於中國而言尤其具有特殊意義。

　　如果我們無視這樣的前提，而一味強調經濟結構調整，不顧經濟增長的適度性，勢必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其結果都是一個：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我們不能人為將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對立起來。我認為，這樣的“極端認識”是非常有害的。

　　無視經濟增速的結構調整危害巨大。

　　首先，除舊容易建新難，無視經濟總量增長而一味強調結構調整，勢必導致中國經濟的“青黃不接”。在這個過程中，一旦發生經濟失速，政府將不得不出手托住經濟增長；鋻於政府投資的特質，這勢必造成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扭曲，比如中國的資産負債比例結構就會出現重大畸變。

　　其次，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已經非常高，一旦發生經濟失速，國際金融投機勢力將不會給中國機會。

　　第三，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失速，中國銀行體系當中的壞賬比例會大幅增加，這勢必從金融、實業各個方向把中國推入危機的陷阱。

　　所以，我們必須更加科學地認識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之間的關係，要有效地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