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精神

　　英國《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評論者説，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推出了一項用於評估中國GDP增長量的新指標---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這個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名字命名的指數，是三种經濟指標：耗電量、鐵路運貨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的結合。

　　2007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告訴來訪的美國駐華大使，他更喜歡通過三個指標來追蹤遼寧的經濟動向：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已放貸款量，以擠掉統計數字的水分。

　　《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

　　這本雜誌特別列出一張曲線圖，以過去十年為時間軸，將“克強指數”與官方發佈的GDP走勢相對照，發現趨勢上總體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現比後者劇烈得多。

　　“克強指數”很快被一些國際機構認可。花旗銀行用它來對比工業企業利潤，認為解釋能力更強。

　　評論者説，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飽受詬病，“克強指數”顯示出一名地方決策者的清醒、實在，也展現出他的專業功底和專業精神。

　　李克強的專業精神，既來自系統的學術訓練，也來自從工業、農業兩個大省再到中央的實踐磨練。

　　他外出調研經常隨機行動，到縣城的超市詢問商品價格，與小吃攤攤主聊天；或者是在下鄉途中臨時下車，追問村民稅費改革落實情況；爬上8米高的糧庫，撿起稻米細嚼，自己感受糧食品質。

　　2013年春節前，李克強在包頭棚戶區看望居民，因為是臨時到來，讓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歡樂地搶了新聞聯播的鏡頭。

　　因為有對真實情況的把握，在審視和應對經濟難題時，他顯得功力深厚、底氣十足。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他做了一次令參會者“深感吃驚”的總結發言。據與會者講，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從世界經濟困局講到國內經濟的轉型升級，環環相扣，邏輯嚴密，面前沒有一頁講稿。

　　他主持的會，還要求參會人員不準念稿，講實際問題。

　　事實上，在十八大召開前，李克強“督戰”營業稅改增值稅，在官方媒體發出的現場特寫中，他數次打斷埋頭念稿的發言者，直切關鍵：“你就説説，試點中還發現有什麼問題？”

　　這被外電解讀為“展現強勢作風”，“塑造熟悉經濟、果敢的形象”；民間則更關注被“拷問”的官員一時間為之緊張，將此視作“新政風”。

　　而細究李克強的為學、從政之路，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層調研時，面對老百姓，他也經常會追問：有什麼惱火事？哪不滿意？

　　《小康》雜誌的一篇報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員的話説，1998年李克強初到河南，但讓河南官員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長並沒有立刻搞什麼大動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調。

　　李克強此前給外界的印象近乎學者，面對“中國的縮影”河南， “李克強像個學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學習。”河南一位退休官員對媒體説。

　　1999年初的《領導科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詳細記錄了李克強到任河南半年後召開的一次“工業經濟結構調整研討會”。

　　相對於“工業經濟結構調整”本身，文章更感興趣的是研討會的組織運作方式，“對各級領導如何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學的決策程序，都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這篇文章説，由省政府出面召開研討會，本身就是件新鮮事，會議的組織運作更有特點：

　　一是形式簡單，沒有會標，未請記者，沒有慣常的程式和“過門兒”，廳局領導每人領到的材料袋足有幾斤重，那是幾十個單位近兩個月來調研的各類研究報告。而會前的調研由李克強主導安排，有關部門列出了50個調研題目，要求必須用數據支撐觀點，把存在問題和調整方向找準。

　　二是領導“到位”，代省長李克強、副省長張以祥“一坐到底”，邊聽邊記，不時插話，參與“研討”。

　　李克強詢問的“行情”非常具體：水泥總量供過於求，高標號水泥佔多大比例，省內市場如何；醫藥行業新增産值中新藥和普藥各佔多大比重，新藥市場份額有多大；紡織行業服裝比例過低的原因是什麼。

　　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業經濟結構調整講了多年，但進展緩慢，一般號召多，工作指導失之空泛，缺乏實打實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見事遲、行動緩、工作不力而錯過結構調整機遇的憾事。

　　這種被一些地方幹部視作“新鮮事”的調研方式，對於李克強來講，是一種專業習慣、專業方法。

　　隨後，在省長任內，李克強力推城市建設的“兩端”---體現現代城市特徵的“鄭東新區”，以鄧州孟樓為樣板的小城鎮。提出“東引西進”戰略，引進國外和東部沿海的先進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提升産業檔次，開拓中西部市場。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強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親自主導了河南省的“十五”規劃編制工作，從而梳理、確立了河南面向未來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據知情者回憶，在他的辦公室、省政府會議室或是出差開會的臨時住所，他經常會同有關人員，自己摁著計算器，測算著什麼産業會對全省拉動性最大，會使一些資源枯竭的城市繁榮起來；攤開地圖，描畫著鐵路、高速公路的網架結構。

　　從酷暑難耐的盛夏，到大雪擁門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編就的規劃，至今仍是河南的戰略導向和戰略重點：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鎮三頭並舉推動城鎮化、交通運輸大通道、文化旅遊大省、優質專用小麥和優質肉産品生産加工基地特別是他提出的兩高戰略---“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高的增長質量”，在帶領河南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的同時，不也開始了在全國範圍的放大版實驗嗎？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書記之後，李克強的執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夾在東南沿海和西部大開發之間的河南開始嘗試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同時力推縣域經濟、小城鎮建設。這種城鎮化發展脈絡，既是李克強在學術研究階段“三元結構”理論的2.0版，也與後來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李克強提出“三化”---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幾年後當他作為副總理強調“新型四化”時，就是在“三化”的基礎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為制度配套，李克強提出了要創新體制：深化國企改革、發展非公經濟、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建設服務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強轉任遼寧省委書記，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個地級市和瀋陽、大連兩個副省級城市。翻檢他在每一地的調研講話，紮實而具體，小到某家企業的人均工資、某家鋼廠的轉爐規格，大到國企股份制改造、“大瀋陽”、“錦州灣”、延長産業鏈條和推動資本運作。他的施政方略沒有河南那麼長的準備期，幾乎與就任時的密集調研同時亮相。

　　也許得益於對中國底層社會的切身感受，也許與傳統的和合思想有關，從當年的碩士論文到主政大省後的施政方略，李克強一直注重將學理分析與現實約束緊密貼合，找平衡，擴共識---這種務實的思路，對於斷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異巨大的中國社會而言，雖然未必給人一時驚喜，卻稱得起持久的專業和負責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