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將啟動修訂工作,被稱為“最嚴厲”的食品安全法可能年內會完成修訂工作,“重典治亂”是這次修法的核心(6月17日《新京報》)。

　　從報道來看,這次修訂工作主要是由國務院法制辦等相關部門來主持的,但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尚未列入全國人大今年的立法規劃,所以正常情況下,食品安全法即使要修改今年也很難實現。但是這篇報道依然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這種關注當然與目前越來越嚴重的食品安全形勢有關,人們希望能抓住立法這根稻草來守住當前中國食品安全的底線。但是如果真的期望重典就可以治亂的話,那未免有些天真。

　　我國的食品安全法是在2009年初正式實施的,距今也不過4年的時間,且不説法律並沒有真正解決當前的食品安全亂象,退一步講,頻繁的修法也不利於法律的穩定,其實是立法的大忌。更何況,我國關於食品安全的法律責任並不算輕,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加重了對食品犯罪的處罰力度,特別是對監管人員的瀆職犯罪單獨作出了規定。此後“兩高”的司法解釋更是一再強調,“食品安全犯罪最高可判死刑”。如果再加上其他相關的行政法律法規的話,我國的食品安全並不存在無法可依的情況,更不存在法律規範過輕的問題。事實上,我國當前的食品安全亂象,不能説不關法律的事兒,但可以説不全是法律的事兒。

　　食品安全首先就有行政管理理念的事兒。歷年來,我國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大都是由媒體領銜曝光的,很少有行政監管部門的“功勞”,以致每次出現食品安全問題都會有人站出來質問,那麼多的監管部門都幹什麼去了?

　　我國當前的行政管理理念存在兩方面突出的問題:一是對像房地産開發、城市建設等這樣有利可圖的事情,行政亂作為嚴重。早有專家指出,當前政府在一些暴利産業中過度介入,已經不再是市場的監管者,而成了市場中利益的重要一方,甚至是市場競爭中的主體,從而導致市場競爭的嚴重不公,官員腐敗問題突出。不可否認,發展是政府的責任,但是發展不能以犧牲政府的廉潔為代價,“發展一地,倒下一片”讓發展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二是對像食品安全監管這樣無利可圖的事情,行政不作為嚴重。食品安全隱患就在政府眼皮底下,媒體不曝光政府就不管,曝光了也是能壓就壓,能躲就躲。政府的亂作為和不作為同時存在,交替進行,導致政府行政職能的錯位和行政管理的混亂。不解決根本的行政管理理念問題,而寄希望於立法“嚴打”,事半功倍,終究治標治不了本。

　　食品安全還有社會文化的事兒。這兩天中國的球迷很憤怒,因為中國隊主場慘敗泰國隊。有人評論説,國足慘敗折射的是中國社會的整體問題。什麼問題?説白了就是要錢不要臉。食品安全問題何嘗不是如此。如果在十年、二十年前,中國社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我們都可以歸結為法律不健全,我們都有理由要求法律站出來力挽狂瀾。可是在立法日益完善,而社會道德文化一再失守,底線一再被挑戰的當下,我們不能否認法律獨木難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今天,重新又呼喚起了“道德的血液”。所以,與其我們要求法律來拯救食品安全,不如我們先來拯救一下社會道德文化,以提升社會道德來提高法律的執行力和公眾對法律的敬畏感。

　　有關部門急著要修改食品安全法,其實是想給公眾一個交代；而公眾希望食品安全法“重典治亂”,其實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來為食品安全承擔責任。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期待法律能有更大作為的話,與其要求“重典”,不如要求“眾責”,與其讓更多的人因為食品安全而“人頭落地”,不如每個人都能成為食品安全的守護者。所以,在法律上增加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制度設計,從而讓食品安全的監管從政府單方責任轉向每個公民都承擔責任,這也許不失為是立法的一個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