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陳萍花

　　説起鐘錶業，香港無人不認識劉展灝這位勇於求變創新、專注自己專業的前青年工業家獎得主。劉展灝年輕時在酒店做收拾房間的工作，在機緣巧合下接觸到鐘錶這行業，一做就是四十個年頭。一九八三年他創立自己的鐘錶公司——運年表業，由鐘錶的設計、製造、批發、零售、售後服務皆親力親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本港廠商紛紛把生産線遷往珠三角，劉展灝卻別樹一幟，保留香港的生産基地之餘，跑到成本高昂的瑞士設廠。當時很多人覺得他的決定很傻，然而，這正是劉展灝經營鐘錶成功的關鍵。

　　「當時人人都把生産線遷往內地，因為內地的土地、薪金都較便宜。」運年表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劉展灝回憶説，當時他內心也很掙扎，是否應到內地發展，經過再三思量，他仍是相信只有拓展高檔手錶市場，才能剋敵制勝，在行內企穩。於是，他堅守香港的生産基地之餘，91年遠赴重洋到瑞士開設一家表廠。他解釋：「中國內地的鐘錶業不是很發達，香港只是大量出口廉價手錶，以價錢去競爭，長遠必遭淘汰，我希望開一家較另類的表廠，製造高檔手錶。」

　　瑞士開廠　被嘲傻仔

　　他稱，當時很多人不看好他的決定，在一般人眼中，瑞士早已壟斷了貴价鐘錶市場，因此認定他是「傻仔」。不過他卻認為香港的貴价表仍會有銷路和客戶。就是這個與眾不同的判斷，令他在異鄉建立起自己的鐘錶王國。

　　孤身遠赴瑞士，在製表名城拉紹德封(La?Chaux-de-Fonds)租下一個約7000呎的廠房，聘用10多名工人，就這樣開始了他的「瑞士名錶」的生産。當時瑞士經濟低迷，鐘錶業陷入低潮，劉展灝把握時機，把當地3家著名製表品牌珍達斐(Jean?d'Eve)、澎馬(Buler)和時添雅(Sultana)收歸旗下，一直保留至今，成為其公司發展的基石。

　　儘管經營已成功走上軌道，劉展灝深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此絲毫不敢鬆懈。他説：「香港人在瑞士開廠有優勝之處，我們往往能在亞洲區接單，面向全世界的客戶。」在瑞士設廠的同時，他也瞄準內地市場，預見內地將會是手錶的龐大消費市場，1993年便開始在內地設立辦事處推廣自家品牌。這次劉展灝又看準了！難怪他能自豪地説：「回頭一看，發現自己總比別人走前一步，包括堅持生産高質量手錶。」

　　形容從商　如搞革命

　　他分析稱，內地的消費市場非常龐大，單是廉價表的競爭已極為激烈競爭，且難以確保自己的貨品最便宜，若果不斷降低價格爭生意，只會令自己虧本，唯一辦法是不斷努力鑽研，為産品創造附加值。他坦言，到瑞士設廠，目的就是要製造貴价表，而非廉價的OEM(替客戶加工)。他形容從商就像搞革命，要長期作戰，而且要早定下目標，以及要有清晰的概念和信念；更重要的是，必須不斷創新。他直言「鐘錶業沒有創新，就會衰亡」。他十分信奉創新，「産品可以舊，但設計絕不能舊」。

　　他憑信念、毅力和創意，終於成功開拓內地市場，將屬下品牌的瑞士名錶介紹給內地鐘錶愛好者，並於1999年在內地開設零售店，標誌公司從鐘錶的設計、製造、批發，正式踏足零售業。他笑稱：「開設零售店之初，同樣有很多人説我傻，明明做廠，卻又跟人搞零售。2003年沙士期間最慘痛，連家人也跟我説不如把香港店舖關了。可是我堅決不關，苦撐下去。結果沙士過後，自由行就來了。」他的表鋪擠滿內地遊客，生意越做越大，至今在香港開有7家店舖，在內地則有10家，包括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和重慶等地。

　　勞顧會公職最難忘

　　劉展灝向來予人的印像是有問必答、平易近人；另一個令人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公職多不勝數。有代表鐘錶業界的香港表廠商會名譽會長；有代表工業界的工總副主席；有代表商界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強積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此外，還是新成立的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以及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評審委員、職業訓練局常委會委員、康復諮詢委員會就業小組委員會委員等等，隨意數數就有不下10個公職。在眾多公職當中，他坦言代表商界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最令他深刻難忘，因為這個委員會所討論的都是近年社會「火爆」的話題──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

　　作為老闆，他深明員工就是公司資産，一定要維護他們的利益，令他們可以安心為企業服務，所以他支持最低工資立法。不過，近期社會上爭論的議題──立法制定標準工時，他卻強烈反對。他認為，一旦立法制定，勞資糾紛必定倍增，那時為了平衡雙方利益，問題必定嚴峻。

　　劉展灝説，以寫字樓後勤工作的員工為例，這類工種就難以執行標準工時。以他的公司來説，從沒要求員工加班，上班期間工作環境較寬鬆，「或者會同屋企人傾電話」；秘書小姐或許稍遲點上班；有員工回公司後食完早點才開工，甚至有需要時「落街到銀行取錢」。但她們都會自動晚一點下班，上班時間就可以有彈性。若事事跟員工「執正」計算時間，免不了産生摩擦，員工可能將一日可以完成的工作，拖慢來做，總之夠鐘就下班，最終損害的是勞資關係。

　　他稱，最低工資的意願是為社會最基層的打工仔(清潔工和保安員)爭取應有利益，最初設立時薪為28元，兩年後的今天已加至30元，將來亦必定越來越高。但是標準工時剛好相反，工會最初可能説可以接受每週工作48小時，日後為了選票，必定要爭取減少工時，那時工時越來越短，工資卻越來越高，企業如何承受？這些問題必定引發企業倒閉潮，連鎖反應，失業率上升，失業援助金申請亦升，加劇社會負擔。

　　歐洲高福利政策國家目前面臨同樣的問題，他説：「市民當然希望享有高福利，最好政府每個月派錢給我」。但這樣政府最終「幹塘」，必然走向破産。

　　他認為，最低工資已推高了通脹，間接扭曲了勞工市場。「最低工資原意是幫助低學歷的中老年人不被剝削，但在清潔工和保安的工資大幅提升後，不少相對高學歷的年輕人過來搶飯碗，變相迫使中老年人無工做。」他説，作為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一定要從香港全方位角度考慮，要取得整體平衡，並將自己經驗與看法説出來，向政府提建議，不能偏頗，或只維護一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