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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異地候車,愁上眉頭,是對家鄉的思念,還是對城市的留戀?肖雄 攝
深圳在閃耀著打工夢的同時,也載著外來工的鄉愁。走了還會不會來?這需要城市給出答案。魯力 攝
回家的農民兄弟 年後你還回不回來?
●對年輕的外來工來説,“深圳”的光環正在逐漸淡去,“內遷”成為他們的發展趨勢。
●在深打拼數年的外來工,許多人並沒有愛上這裡的霓虹燈,都市裏找不到當初夢想。
伴隨著鐵軌枕木的鳴響和公路車流的湍行,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離開深圳,踏上返鄉歸途。隨之遠行的不僅是一腔濃得化不開的鄉愁、一疊厚實的積蓄和一肚子的打工故事,還有使這個城市豐盈且充實的勞動力。在這座非戶籍人口遠遠多於戶籍人口的城市,正是這些如候鳥般來去的人們轉動著工廠的機器、維持著商業的秩序、搭建著城市的鋼筋骨骼。
當家鄉變得越來越好時,深圳是否依然是外來務工者的選擇,又是否能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家鄉?“你過完年還回深圳打工嗎?”近日,記者來到返鄉候車人群的聚集之地,就這一問題採訪了多位外來務工者。除了待遇、工廠效益、親人等傳統的決定性因素外,代際差異亦對深圳外來工影響頗大。
對來深打工數年仍未紮根的人而言,深圳令他們留戀卻難以融入。對年輕的外來工來説,“深圳”的光環正在逐漸淡去。一線務工者“老齡化”似成趨勢。
長者的留戀:
“此身安處是吾鄉”
少小離家,鄉音無改,漂泊異鄉的他們卻發現,故土變作異鄉,深圳卻顯得熟悉和親近。在接受記者採訪的30位外來務工者中,有8位表示比起家鄉,自己更喜歡在深圳生活,而這8位外來工年齡均在35歲以上。
“深圳相當好,是祖國最美的地方”,下午3點,建築工人閆青坐在火車站廣場的花壇邊,瞇眼望著遠處的高樓。他等候的L134次火車夜裏才出發,提起即將到來的28小時車程,他又壓了壓蛇皮袋裏的麵包。
閆青是陜西漢中人,今年54歲,在大鵬新區一家建築公司打混凝土,每小時工錢10元,一天可以做上12小時。“年輕人想做輕巧的、技術含量高的工作”,他説,身邊工友都是40歲到60歲的人,很能吃苦,拉磚灰砂土、清理建築垃圾,樣樣都來得,餓了就下碗麵或吃個饅頭,“有吃有住就很滿足了”。
“我就是流落天涯的人”,他笑著説,來深圳已經十幾年了,有一技之長的人慢慢紮根,而只有初中文化的自己“仍靠力氣吃飯”。欣慰的是,遠在家鄉的兒子很爭氣,念完研究生還娶得佳偶。閆青松了口氣,可他回家沒幾個月就又要來深圳了。“跟他們吃不到一起,説不到一起”,離家太久,兒子一家,連同家鄉漢中,在他眼裏竟如此陌生。
父子間的拉鋸戰持續多時,閆青希望兒子來深圳發展,兒子的顧慮是深圳人生地不熟,不像在老家有人照應,遂希望他回去養老,可他堅持留下:“我喜歡深圳,打工從謀生變成了興趣”。他相信自己的身體再做三五年都不成問題,“掙錢太難,手腳和腦子健康,就別怕吃苦”,他常這麼跟工友説。
在閆青看來,身邊的工友“不願離開深圳的人佔了多數”。一則因為家鄉的工作機會更少,特別是對他這樣的大齡工人而言。他所在的縣城,離鄉打工者佔了七成。二則因為缺乏其他技能。與他一個工程隊的建築工人,有許多是已離開田耕多年的農民,在城裏無依無靠,只能跟緊一個工地班頭,讓兒女也有機會接自己的班。
“想回去的早就回去了,不回去的早就不想回去了”,47歲的重慶籍務工者申先生説,自己做著泥水匠這份散工,但年後仍然會回來,因為深圳有令他留下去的理由。即便自己只是租住在原特區外擁擠的城中村。他向記者描述了他眼中的深圳:“政府比較公開,事情做得比較公平,人也講道理,城中村的物價並不比家鄉高。”
年輕人的“內遷”:一線崗位日趨“老齡化”
而對於成長環境較為優越的年輕人來説,深圳這塊奮鬥之地並不像父輩所説的那麼光鮮,從底層開始做起也並不是唯一的道路。
“我們那個地方的年輕人,十有八九不願意到深圳來了”,45歲的四川綿陽籍服裝製造工人老陳説,“20多歲的年輕人,父母誰會放心讓他們一個人來?再説,畢業後也能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到工作”,深圳不再是家鄉“80後”、“90後”打工的首選。他所在的工廠,用工缺口有三成左右。
“從火車站的人流量就可以看到,這幾年來深圳的人少了很多”,呂健説。他今年25歲,高中畢業後從家鄉湖南衡陽來到廣東,7年間,打工的城市從東莞換到廣州,直至深圳。初到深圳時,火車站外全是人,不像現在可以走來走去。目前在一家化工企業跑一線業務的他,準備年後就回深圳辦離職手續,下一站是省會長沙。前陣子回家與同學相聚後,他感覺“家鄉機會多,同學也多”,“歸根結底,誰都不想離家太遠了”。
丁力出生於1991年,籍貫湖北荊州,16歲就來深打工的他已經換了5份工作,如今他在寶安福永的一家電子加工工廠當業務員。還沒到放假的時候,丁力是請假回的家。他用一個詞描述自己的發展趨勢:“內遷”,這次“內遷”將在兩年內完成。
“武漢、重慶都可以,那邊的情況我都了解過,收入雖然有懸殊,但是消費也有懸殊嘛”,他坦言自己受不了每天加班,如果能夠進入待遇較好的大工廠,也許不會頻繁跳槽。但無論如何,深圳並不是他的久居之地。
對於在寶安一家鞋廠工作的彭敏來説,鞋廠簡直就是“大齡工人的天下”。而裝潢工人尹志亦觀察到,加入裝潢業一線工行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因為這行“太累,工資又低”。身邊的工友們年紀都在30歲以上,而且一大半都是廣東人。
去留之間:最痛心“孩子説‘那個好像是爸爸’”
深圳在閃耀著打工夢的同時,也載著外來工的鄉愁。是去是留,面對親人的思念,或許已有了最終答案。
電子廠工人吳興帶著給兒子的“半個禮物”,坐在輕便的行李箱上。這“半個禮物”,是一個很酷的黑色電腦包。提及等候在四川老家的妻兒,他嘴角漾起微笑:“連續12年沒回家過除夕,兒子也已經12歲了。”
去年年初,他們父子有個約定,要是兒子期末考試達到語文90分、數學95分,爸爸就獎勵一個筆記本電腦。幾天前吳興接到兒子電話:“我拿到了成績單,但要等你回家再揭曉秘密。”吳興覺得好笑之餘,心裏也充滿“做遊戲般的慌張”。來火車站前,他買下了這個品牌電腦包,如果回家後看到兒子成績達標,就去老家鎮裏的商場“提”一台電腦送他。
與親人一年才相聚一次,他沒有一天不在思念他們,買電腦也難以彌補欠兒子的一份慈愛,“可是我在深圳已經生活習慣了,回家面臨另一種工作能否適應?”吳興坦言心中的矛盾與痛苦。他把電腦包背在身上小心看管,邊説話邊輕輕撣掉包上的飛絮。
鐘錶廠磨房工人周勇扛著高及腰間的電磁爐,進入火車站候車廳,包裝箱上還捆著一個不銹鋼盆。“盆是買爐的時候送的”,他説,自己對著水管就可以洗臉,還是把盆帶回去給家人用。手邊的一個蛇皮袋拉鏈已經壞掉,用針線縫得密密實實,“裏面裝著給小兒子的廣東特産,他今年就高考了”。
2000年周勇離開四川老家時,孩子只有4歲。其後他有5年未曾回家,“一個月賺七八百,為了攢錢給兒子讀書,我不回去”。總算盼著能回家了,眉目已經長開的兒子站在門口遠遠望著他,對奶奶説:“那個好像是爸爸。”這一幕至今是他心裏的一根刺。
回老家去,成為周勇一直在打算的事情,然而與家人團聚並不容易,他得再攢一些錢,“至少得夠兒子讀書”。今年一整年,老闆欠了他7000多元的工錢,為了讓他們返工上班,12月的工資也扣著1000元不發。“再忍忍,把工錢討回來”,他説。
夢想漸逝:“深圳不是我的家”
對在深打拼數年的外來工而言,許多人並沒有愛上深圳的霓虹燈。深圳不是他們想象的黃金天堂,都市裏沒有當初他們的夢想。
“我不回來了,不想在這裡打工了。”守著一人高的麻布口袋,泥水工人鄧林去意已定。為了錯開出行高峰,他中午12點就來到車站,等候淩晨3點的L92次列車,返回家鄉重慶忠縣。“我在重慶做過泥水工,工資和深圳差不多”,他決定回家再尋出路。
鄧林來深圳的4年間,工資漲了兩次,房租也漲了三次。他以做散工為生,遇上活計多的時候,月收入能達到4000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橫崗一間10平米的房子裏,妻子買菜都選特價菜和打折菜,兩三天才有一頓肉菜,一不留神在餐桌上花費過千元,兩口子就心疼不已。起初“試一試、闖一闖”的興頭慢慢淡去。
最終讓他返鄉的理由是孩子和母親。他的媽媽已年過八十,山長水遠不便照料。而他的孩子也到了讀小學的年紀,夫婦倆對於把孩子送進深圳公立學校缺乏信心,深圳民辦學校、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也“不如老家”。孩子們“在深圳功課很好,回老家就不行”的情況已被他的同鄉們多次驗證,等孩子讀完幼兒園就舉家返鄉,是許多人選擇的道路。
在寶安西鄉一家珠寶首飾盒廠上班的潘鳳英,也許會成為家庭成員中最後一個離開深圳的人。6年前為了掙錢養家,她的家人陸續從湖南株洲來到深圳,包括她的丈夫、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娘家哥哥、嫂子,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在內,如今他們已陸續回家。
身邊的親人越來越少,工廠裏的工友也越來越少。潘鳳英所在的工廠,高峰時一線流水工人有800多名,但今年吃年夜飯的工人只有200多名,即使算上提前回家的幾十個人,也與昔日盛況相去甚遠。而她所在的生産線,原來有30多個人,現在也只有10來個了。
在潘鳳英看來,工廠的生意越來越不好做,老闆經常裁掉老員工;與此同時,招新員工卻越來越難。今年回家前,廠裏扣了她3000多塊錢——這是她近兩個月的工資——還告訴回家過年的員工,每介紹一個老鄉或朋友來廠裏,就能得到幾百元獎勵。
潘鳳英的丈夫去年去了江西一家工廠。“那裏有車接送上下班,每天只用工作8小時,而且,在深圳能掙3000塊,到那邊能掙4000塊。”而老家湖南株洲也有一批工廠出現,待遇與江西這間工廠類似。
家人中在深圳“混”得最好的要屬潘家大哥,已經做到了工廠主管,去年月工資升到了6000元,可他年後也不再回深圳:“老了,不想那麼累。”他小有積蓄,前幾天從深圳開車回家,為兒子拉回一車新婚傢具——彩電、微波爐、電磁爐……應有盡有。株洲畢竟才是家——説起家鄉正在建的新房,潘鳳英滿臉幸福。“新房建好後,把建房的債還清,我就準備回老家了,做點生意,不用那麼辛苦。”
延後發放年終獎留不住回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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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正是零售業的銷售旺季,可是一批一線銷售人員返鄉,也為這一行業帶來不小衝擊。深圳某體育用品公司人力資源部招聘專員張女士告訴記者,該公司的一線銷售人員缺口在150人左右,基本上每個店舖都會缺一兩個人。零售行業的假期一般按法定節假日3天來計算,遠不夠外來工回家的漫漫長途。因此,離崗返鄉的工人中,“辭職的比請假的多”。
為了留住員工,該公司採取年後發放年終獎、準備過年禮物等方式,但對思鄉心切的人來講,這些獎勵並不構成吸引力。張女士介紹,對於利潤微薄的零售行業來説,以提高薪資、發放更多獎金等措施來留人,並不現實。與高校合作,招聘放寒假的深圳籍學生做兼職,成為補缺辦法。由於學生缺乏銷售經驗,往往成為“看場子”的人,他們的薪酬與普通員工的底薪一致。
張女士稱,該公司春節後還有一輪“返聘”潮,一些員工從家中歸來,仍想回到公司,公司會以他們之前的表現酌情考慮是否接受。在該公司,隨著工作年限的累加,底薪、福利、休假時間亦會往上累加。
記者走訪了深圳服務業和連鎖業的多位人力資源部負責人,他們均表示,延後發放年終獎、提高獎金、隨工作年限而提高待遇,是普遍採取的留人方法,但這些方式並不能挽留流失的員工。因此,比較成熟的做法是與學校合作,招收實習生和兼職學生,或者以訂單方式定向培養學生。
深圳某五星級酒店人力資源負責人介紹,目前,他們的一線服務力量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學校。學生被送往酒店實習,期限較為固定,不用擔心辭工等問題。而他們的工資為普通員工的一半到七成。
在長期從事農民工權益維護的深圳社工蘇媛看來,一線工作的缺工有可能迫使工廠提高工資和待遇,也有可能讓工廠越來越多地採取靈活用工方式,例如學生實習和勞務派遣。而後一種可能性令蘇媛頗為擔心,“靈活用工可能損害工人的利益”。
根據蘇媛的個案服務經驗,年紀較大的工人更有可能選擇比較“好進”、辭工容易、結算工資較為及時的工廠,而勞務派遣公司恰恰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從目前勞務派遣的行業狀況來看,工人進入工廠後待遇往往很糟糕。在現行的勞動合同法中,勞務派遣這種用工形式缺乏更為詳細的規定,對工人維權相當不利。而以實習的方式“半強迫性”要求學生為一線崗位工作,亦存在權益被侵害的可能性。(閆青、鄧林、潘鳳英、吳興、周勇、陳司、丁力、尹志、彭敏係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