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張弛

　　今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破“八”，接近政府預期目標底線，仍屬正常。“穩增長”成為政策調控的主要目標。事實上，貨幣政策年初就已開始轉向寬鬆，近期不對稱調息和放寬浮動區間的操作也有進步，但政策效應未現，説明中國經濟運行不是政策調節能夠解決的問題，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

　　結構不改善，政策作用受限

　　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7.6%，比一季度減慢0.5個百分點，係三年來最低；上半年，GDP增長7.8%，工業增加值增長10.5%，6月份的CPI上漲2.2%，顯示出經濟運行繼續下行回落態勢。

　　總體來看，超過7.5%的增長仍然高於年初政府制定的目標，經濟仍在目標區域運行，並不是嚴重失速，但卻接近了政府可能承受的下限，也超出了一般人的預期。因為，在討論一季度的宏觀經濟運行時，基於3月份的工業生産、消費品銷售、出口增長和信貸投放都高於前兩個月，經濟運行的先行指標，如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企業景氣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也出現回升，很多人預測，二季度有望企穩回升。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時，我們就明確指出，由於經濟效益下滑，營商成本上升，中小企業問題仍未得到解決。經濟運行仍然存在著繼續下行的風險。

　　現在，有人又認為，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都有比較強的增長動力，預期第三季度的經濟運行會企穩回升。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然不能排除經濟下行的風險。因為，二季度的經濟運行就是在政策擴張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經濟運行的內外環境並未改善，增長的基礎也不穩固。國際經濟環境談不到好轉，只要不繼續惡化就不錯了。國內已經把穩增長放在了首要位置，寬鬆政策陸續出臺，但問題的關鍵也許不在政策層面，而在體制和結構層面，在體制和結構未能改善和無法改善的情況下，政策的作用不僅會受到限制，而且會發生扭曲。不僅如此，政策的寬鬆與結構調整和體制轉型往往是矛盾的。而體制和結構調整並未取得突破，在政策變調的情況下，且有倒退和惡化的風險。

　　這次經濟增長“破八”與2009年的“破八”不同，那次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帶有突然性，這次是經濟增長潛力下降，具有必然性；上次2009年第一季度一下子跌到6.61%，這次跌到7.6%；上次靠刺激投資，第四季度就上升到了9.21%，這一次沒有了4萬億，重回9%以上不大可能，站在8%就不錯了。有人認為，經濟增長“破八”是因為實行了以“控物價”為重點的宏觀政策，當前物價上漲大幅回落，就是以“控物價”為重點的宏觀政策的反映。這種説法掩蓋了經濟增長潛力下降的事實。去年的宏觀政策以控物價為重點，今年初就逐步改變了。6月份的物價的大幅回落，既與經濟走低有關，也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低有關，季節性因素也不可忽視。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穩增長首先要穩投資。限購限貸等政策名義目標是限制房價上漲，實際是既抑制需求，又限制供給，房地産投資的大幅回落就是證明。如果説去年保障房投資的增加彌補了商品房投資的下降，房地産投資的增長仍然穩定在30%，那麼，今年上半年保障房建設抓得又早又緊，而房地産投資增速只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儘管政府表示，房地産調控不能功虧一簣，也不會公開明顯放鬆，但絕不會進一步加碼。為了穩投資，政府加快了投資項目，特別是大型項目的審批速度，鋻於投資七大戰略性新興産業短期內的拉動作用有限，國務院希望在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衛生等領域抓幾件實事，以提振投資者的信心，甚至去年停止和下馬的高鐵項目也重新上馬建設，各地政府也想搞點大手筆。這種情況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有可能實現短期的保增長，使下半年的增長回升；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已經過剩的生産能力更加過剩。筆者從去年末以來多次去上海出差，來回均乘京滬高鐵，一等票的上座率不到1/3，其他線路不比京滬線好。我們不知道，這種投資和增長除了一個好看的速度數字以外有什麼好處？這種投資如何收回，何時能夠收回？為了增加投資，鐵道部再次舉債，這種債務如何償還，用什麼償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通過這種辦法保住了今年的增長，一旦經濟再次下行，還能拿出什麼挽救的辦法？

　　為了穩增長，政府出臺多項政策刺激消費，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有所加快，但消費增長仍在回落，也説明問題的關鍵不在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説，這不是單純的政策調控就能解決的問題，不改善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和體制環境，消費很難改善。比如，財政部、發改委和工信部“關於印發《節能産品惠民工程高效節給平板電視推廣實施細則》的通知”，從6月1日起，中央財政將安排256億元用於支持擴大節能家電産品消費，推廣期限暫定到明年5月31日。但實施1月，市場反應平淡，其原因在於家電市場基本飽和，消費能力遭到透支，消費者考慮的不是環保，而是腰包。

　　由於歐債危機繼續發酵和國際經濟衰退，出口下降明顯，進口也由於國內經濟回落而失速。在外部需求減少的同時，成本上升也是出口企業面臨的大問題。據海關總署對1856家出口企業的調查，76.7%的企業認為出口綜合成本同比增加，其中勞動成本增加的佔80.4%，匯率成本增加的佔56.4%，原材料成本增加的佔56%。利息調降0.5%的成本降低抵補不了5%的利潤減少。因此，穩定出口更不是宏觀政策能夠解決的問題，問題的根源在於國際經濟形勢不好以及造成企業利潤減少的體制和結構原因。雖然官方對今年的出口形勢比較樂觀，有望實現10%的增長目標，但對嚴峻的形勢應當有充分的估計。

　　貨幣政策的喜與憂

　　今年以來，貨幣政策已經變調，從適當從緊變為適當寬鬆，從微調變為中調，在具體操作層面也頻頻出手。到5月份年內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以後，6月份開始了利率操作。6月8日，央行把存貸款利率下調25個基點，並將存款利率浮動的上限放寬到1.1，把貸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擴大到0.8。不到1個月，7月6日又將存貸款利率分別調降0.25和0.31個百分點，同時將貸款利率下浮幅度擴大到0.7。與此同時，在貨幣市場，央行從6月26日開始，連續兩周啟動逆回購操作，向市場釋放流動性4180億元，貨幣市場利率也明顯下降。隨著7月份CPI仍處在低位，下半年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降低利率的操作還會繼續跟進，貨幣政策還會進一步寬鬆。

　　央行此次連續降息，原因非常明顯，一是經濟持續走低，二是CPI大幅回落。從歷史上來看，連續降息的操作很少見，且都是在經濟增長處於低谷和通貨膨脹壓力很小的情況之下才啟用。上一次的類似操作發生在2008年9－12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提振國內經濟的信心而連續五次降息。也只有在這時，才會出現實際利率由負轉正的情形。目前也是如此，我們不知形勢變化以後，還會不會再次重回負利率？

　　最近的兩次降息操作有兩點改進，一是放寬了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浮動的幅度和區間，第一次存款放寬到1.1，貸款放寬到0.8，第二次貸款放寬到0.7。表明央行允許和鼓勵金融機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掌握存貸款利率的優惠空間。這是向利率市場化前進了一步。從商業銀行的利率調整來看，以一年期定存為例，形成三大梯隊：工、農、中、建、交五大國有銀行公佈的利率為3.25%，相對於央行的基準利率上浮8.3%，一年以上定存執行央行基準利率；中信、光大、華夏、浦發等股份制銀行為3.3%，上浮10%，一年以上定存與五大行一致；城市商業銀行一年期定存上浮10%到頂外，南京、廣州和渤海銀行中長期定存利率三大梯隊中最高。對於居民來説，可以貨比三家，對於銀行來説，也可以自主選擇目標客戶，服務出現差異化。然而，實際情況是，存款利率普遍上浮，資産合理配置效率提高，而貸款利率的競爭效果並不明顯，對於中小企業融資的利率優惠有限。二是第二次操作實施了非對稱降息，開始了差別化的利率調控，存貸款利率調降的幅度相差6個基點。這樣做是對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實際是貨幣當局對輿論批評的一種回應，但也是不夠的。因為，現在的利差還有3.25個百分點。如果按照1.1和0.7的浮動區間來看，利差就不算大了，但在目前的情勢下，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

　　要知道，長期實施高利差政策，已經嚴重扭曲了中資銀行的行為，有百害而無一利。一是在去年全球銀行的利潤統計排名中，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成為全球最賺錢的三家銀行，工行以432億美元的稅前利潤蟬聯榜首。這些利潤來自老百姓的腰包，不管你是存款，還是貸款，都等於向銀行“捐款”。因此，國有銀行的高利潤並非國人之福。二是這種“不賺錢都難”的情況是由於央行的利率管制和利率政策造成的，非商業銀行的貪婪。但是，它卻使得商業銀行的日子很好過，既無虧損的壓力，更無破産之虞。誰還會去改進經營管理呢？這是一種養懶漢的制度。三是這種政策造成一種反向激勵，它鼓勵銀行的不當放款，增加了銀行的不良資産。因此，銀行業的高利潤只是個表象，它掩蓋了銀行業的風險。2011年末，中國信貸規模總存量達55萬億元，特別是銀行系統內的中長期貸款都是以人民幣資産為抵押貸放的，諸如像礦産、廠房、房地産等抵押物，當經濟下行，資産縮水，風險也會增加。如果不良率上升2%，1萬多億元的利潤就化為烏有。四是它使得銀行之間的競爭不是風險定價競爭，而是做大規模競爭。因此，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雖大，利潤雖多，但卻不強。將中國經濟命脈繫於這些虛腫的國有企業，將來是要出大婁子的。五是銀行的高利差使得銀行的盈利水平大大超過實體經濟，等於從實體經濟中吸血，不利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換。正因為如此，我們支持上述的政策操作。

　　7月12日，央行發佈《2012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4.86萬億元，同比多增6833億元，6月份新增貸款9198億元，同比多增2859億元。然而，從貸款結構來看，票據融資和短期貸款的比例再次上升，上半年票據融資達7642億元，中長期貸款的比例從5月份34%降到6月份的30.75%。説明金融部門對“穩增長”項目的支持力度不夠或者尚未發揮出來。因為，票據融資折射出市場信貸需求情況，銀行會根據市場情況自動調節信貸額度，當信貸規模偏緊且需求旺盛時，銀行會壓縮票據業務；反之，銀行趨向釋放票據業務，拉動信貸增長。現在的情況是，經濟下行，企業的利潤受到擠壓，4月、5月兩個月，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分別下降2.2%和5.3%，與此相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反彈，銀監會的數據顯示，不良餘額一季度較上季度上升4.9%。於是銀行信貸審批的標準會更嚴。在貸款投放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銀行為了保住規模，於是票據融資再次發揮了作用。因此，分析問題和觀察現實，不能只看總量不看結構，這樣往往會出現差錯。

　　從中長期來看，由於體制僵化、結構失衡，政府為了追求經濟增長，不去推進改革，加快調整，而是利用這種帶有鮮明統制色彩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強烈干預經濟運行。2001年年末，我國M2存量15萬億元，今年6月末達92萬億元，10年間經濟總量增加1.5倍，而貨幣供應增長6倍。特別是近幾年，為刺激經濟，貨幣供應的增長更快，我們往往是用兩三倍的貨幣來換取GDP的增長。不僅成本太大，而且造成流動性氾濫，吹大了資産泡沫。有人説，貨幣池子裏的水已經很深，不需要進一步放水，但也正因為池子裏的水多，也便於“興風作浪”。這也是貨幣政策難以穩定的原因。要知道，中國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人家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旨在釋放流動性，以促進銀行向私人企業放款，而我們的情況則是政府和國企直接向銀行借貸，私人企業拿到的貸款很少。而政府投資搞建設註定是低效率的。

　　應當看到，貨幣政策作用的空間已經不大，一是由於政府很難像2008年那樣再搞幾萬億投資，退一步講，就是再搞幾萬億投資，效果也會遞減，帶來的問題更多；由於已經用的政策也用得差不多了，其實，加快項目審批，加大基礎設施投資，都是貨幣政策的體現；特別是由於經濟下行，市場偏冷，産品沒有地方銷售，很多企業都在壓縮生産規模，對資金的需求慾望不強，而有需求的企業資金又流不到那裏去。因此，放鬆貨幣信貸政策，釋放的資金不一定會流到實體經濟上去。關鍵也許在於如何增加消費，活躍市場。

　　財政政策的長與短

　　在貨幣政策走向寬鬆的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受到重視。今年以來，財政方面的最大變化是，財政收入增長趨緩，而財政支出增長加快。數據顯示，上半年財政收入63795億元，增長12.2%，同比回落19個百分點；財政支出53893億元，增長21.3%。表面看來，政府財政有點吃緊，其實並非如此，收入增長高位回落，稍慢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改變了長期以來財政收入的增長2－3倍于居民收入的態勢。上半年的人均納稅額4099元，相當於人均GDP的24.2%，不可謂不多。財政支出的增長明顯快於財政收入，特別是地方財政支出的增長達到了24%，問題在於支出結構和效率。雖然提出加強民生，但目前的重點仍然是投資。上半年到位建設資金18.09萬億元，同比增長17%，其中，國家預算資金增長26.7%。除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以外，如果支出結構更不合理，支出效率也會大打折扣。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作為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土地出讓金大幅下滑。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上半年全國300個城市的土地出讓金6525.98億元，同比下降38%，縮水超過4000億元。這是本輪房地産調控的直接結果和最明顯的結果，它必將對地方政府的行為和經濟佈局運作産生重要影響。據審計署公佈的資料，今明兩年地方融資平臺償債規模將達到4.5萬億元，如果其中的一半用土地作抵押，明年將面臨2萬億元的償債壓力。不僅如此，按照有關規定，目前土地出讓收入中已有45%明確指定用途：10%用於保障房建設，10%用於教育投入，10%用於水利建設，15%用於農業土地開發。6月26日，財政部和國土部聯合下發通知，從今年1月1日起，中央財政按照20%的比例，從土地出讓收益中計提農田水利建設資金。如果説土地出讓金中60%是徵地拆遷成本，只有1/3才構成地方土地財政的凈收益，這些指定用途的資金能否得到保證就成了大問題。

　　在今年的財政政策中，特別強調結構性減稅，但是結果並不理想。一是營業稅改增值稅。去年11月，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方案及相關政策》，今年1月上海開始正式試點，改革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和現代服務業，同時在建築業進行前期調研。此舉被有關學者和人士説成是財政改革的大手筆和減稅的重要舉措。然而，上海試點的結果，其説不一，有説稅收不降反增，有説減少了20億元。面對經濟增長趨緩，財政收入下滑，加大民生支出，支持建設世界城市，北京已經感到財力吃緊，而“營改增”一測算，一年少收70多億元，因而，原定7月1日出臺，現在沒有了消息。二是對小微企業減免稅的政策早已出臺，但真正貫徹落實並非易事。三是增加出口退稅，這也受到WTO規則的限制，不能借此增加對出口企業的財政補貼，唯一可以做的是調整出口退稅率，這對那些沒有達到法定退稅標準的企業有作用。

　　在經濟下行和市場偏冷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受到限制，財政政策應當發揮刺激需求的更大作用。這就需要在減稅政策上來點大手筆。與其結構性減稅，不如一次性減稅，因此，有人提出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是一個可以考慮的辦法。還有，當年受到金融危機衝擊時，政府出臺的鼓勵家電下鄉、汽車消費等政策，曾經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城市擁堵的增加和環保要求的提高，不少城市轉而限制購車，限制消費。最近出臺的鼓勵環保型家電産品消費的政策是在這個方向上的一次新的努力，效果如何，還需進一步觀察。

　　在減稅的同時，也要注意減少各種各樣的收費，如高速公路的收費、各種流通環節的收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