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宏觀經濟數據一片慘澹之下，2011年個稅的大幅超收的確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不過，個稅收入、財政收入大大超出GDP增速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速，卻也隱藏著國家財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隱憂。

　　據統計，2011年個稅收入同比增長為25.2%，達到3633.07億元，完成預算的116.4%，超收854億元，遠大於去年超收的360億元。但問題是個稅增長並未與居民收入增長同步，而是遠遠超過其增長速度。201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4.1%，如果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8.4%。個稅增速幾乎為居民收入增速的兩倍。而如果再把口徑放大，財政收入同樣大大超出GDP增速。2011年，公共財政收入增長24.8%，是去年GDP增速兩倍還多，而這也是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財政收入增速連續18年高於GDP增速。

　　政府財稅的高增長引發了人們更深層次的擔憂：中國財富分配失衡是否越發嚴重？中國宏觀稅負水平是否該降一降了？其實，無論是否承認，中國稅負總水平高是不爭的事實。國內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等都曾公佈過關於宏觀稅負水平的測算，但由於選擇的測算口徑各不相同，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

　　一般來講，用“政府全部收入佔GDP的比例”可以表徵一個國家人民的稅負。依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計算，中國政府的全口徑收入（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外收入、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經從1998年的1.73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萬億元，佔當年GDP的比重，也從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

　　這些年來，政府財政收入的過快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擠佔了本應屬於國民的財富，這不利於擴大國內消費、促進內需，更不利於經濟的均衡健康發展。與此同時，財稅結構不合理問題也日益凸顯。當前，政府稅收收入中70%以上都來自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這意味著我國稅收的70%以上由消費者埋單，其中中産階層成為最明顯感到稅負重的一個群體，嚴重束縛了中産階層消費能力的釋放。

　　中國已經到了需要重新評估宏觀稅負的時候了，因為這涉及到中國能否進一步提高消費率，能否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經濟資源，以及能否向內需型社會順利轉型的重大問題。從增幅比、國民收入和GDP增長的橫向比較而言，我國的減稅空間非常大，實施大規模減稅的時機已經成熟：首先是起徵點需要進一步提高，可將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大幅提高至4500—5000元左右；其次，需要調整徵稅方式，可考慮按家庭收入增稅，以實現刺激消費、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國外都是按照家庭為單位收稅，而我國個稅徵收一般是以個人為單位，這就沒有考慮家庭負擔問題。比如，收入相同的納稅個人，納稅金額一樣。但由於家庭情況不同，贍養人數不同，家庭整體收入差異很大；再次，進一步改革稅制結構，要考慮對基本工資收入、財産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收入等綜合設計稅率，達到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

　　此外，國民之所以質疑政府高稅收，除了感覺負擔重外，也是希望收上去的錢能更多用於保障國民福利增長，而不再是把錢砸向大型項目投資。事實上，許多發達國家雖然宏觀稅負高達50%，但總體福利水平要遠高於中國，財政支出的擴大也主要是用於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因此，需要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財政用於提供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上來，通過加大教育、醫療、養老保障等公共産品的服務，提高國民福利。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但穩增長政策加碼的重點又放在了投資身上，這樣，不但政策後遺症風險大，也難以持久。事實上，穩定增長，刺激內需最好的政策就是大規模減稅。未來，如何進一步完善財政收支結構，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轉化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如何通過全面降低宏觀稅負真正做到“還富於民”，如何真正落實提高“中等收入比重”的承諾，正是我們急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