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己是個很較真的人但從不給自己壓力

　　北京遠郊懷柔附近有一個叫新新小鎮的地方，在幽靜的小鎮裏有一棟並不起眼的三層小樓。小樓裏有一個資料庫，庫裏有3500位年齡都在80歲以上的老人共300萬分鐘的影像以及文字資料。影像中，每位老人都對著鏡頭講述了自己一生的經歷甚至是“秘密”。

　　這就是崔永元8年前開始致力建立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庫”。至今，這些數字還在不斷更新，因為採訪每天都在繼續。

　　8年前，飽受抑鬱症與失眠困擾的崔永元聽從醫生的建議，“醫生説你喜歡什麼就去做什麼，我一直都喜歡歷史。”於是崔永元開始做“口述歷史”。

　　9月4日，“口述歷史”系列最新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高清在線觀看)在上海舉行首站觀摩會，該片是從資料庫中拿出不到千分之一的內容製作而成。

　　此前，崔永元已經完成了《電影傳奇》、《我的祖國》等數個“口述歷史”項目，並用這些影像資源建立了“電影傳奇博物館”。今年年初，崔永元又啟動了中國民營企業“口述歷史”，計劃採訪從改革開放以來30年間具有代表性的民營企業，並將成立“民企博物館”。

　　從主持人到做“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庫”，建電影博物館，搞鄉村教育，做基金會，崔永元已經逐步轉變為一個社會活動家。談到做這些的初衷，接受《外灘畫報》專訪時，崔永元表示：“我做的東西其實很簡單，我從不給自己壓力。不要指望著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採訪能夠對歷史得出什麼結論，做不到。”

　　較真的歷史記錄者

　　9月4日，《我的抗戰》的看片會開始前，崔永元安靜地看完了手上的一份報紙。12點35分，他掏出手機，發了一條微博(http://cuiyongyuan.t.sohu.com/)。

　　“報上説，我國將向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入伍的目前還健在的抗日老戰士每人發放3000元以示關懷。那麼，1931年9月18日至1937年7月6日期間就沒有戰士抗日且仍然健在的嗎？還是準備發他們6000元以示更關懷呢？”

　　他的微博上，到處是這樣的段子。崔永元説自己是一個較真的人，有時候，讓他憤怒的事情特別多，他會在一個小時裏連發四五條微博。

　　他開車帶女兒去看電影，車開到了電影院，有人跑出來指揮他把車停在路旁，他照做了。結果一進影院，看到大大的字幕寫著：“請把車停在停車場，路旁不允許停車。”他立刻跑出去，質問影院為什麼可以在路旁停車，影院的人很苦惱，反過來向他大吐苦水後，攤攤手，表示無能無力。

　　“你們搞不定，我來！等著！”他打電話直接喊來了110，硬是把這個事情給解決了。折騰一番後，他回到放映廳，電影已快放完。坐在女兒身旁，他開始反省自己的行為，“我是不是有點太較真了？”

　　但等到下一次遇到類似的事情，他依然忍不住。“我還是關心這些事，怎麼也改不了。”面對記者，崔永元表示。

　　較真到最後的結果是他自己患上了抑鬱症。2002年，飽受抑鬱症與失眠困擾的崔永元離開《實話實説》。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他一邊治病，一邊籌劃做些別的事情。隨後在央視播了5年半的《電影傳奇》，成為“口述歷史”的第一個項目。

　　為了做《我的抗戰》，崔永元去了幾趟日本。有一次，他特地跑去靖國神社。在那裏，他看到幾個年輕人穿著日本軍裝，耀武揚威地喊著和中國有關的口號。崔永元很好奇，就開著車一直跟著他們。

　　“一路上，他們都很守秩序，走到日本皇宮前，喇叭就不叫了。遇到紅綠燈，照樣是紅燈停綠燈行，規規矩矩。”吃午飯時，這些年輕人進了一個面館，他也跟了進去，坐著旁邊，一邊吃一邊偷瞄人家。

　　他的怪異舉止引起了那幾個日本青年的注意，雙方開始互相搭訕起來。崔永元很嚴肅地告訴對方，他特別不喜歡他們的這個打扮。沒想到日本青年卻告訴崔永元，他們都是學生，在勤工儉學。“我們每天如果穿這個衣服在那裏喊，可以領到不少錢呢。”此言讓崔永元一行人瞠目結舌，半天沒説出話來。

　　“如果媒體拍到這樣的照片，大家一定以為那是日本的右翼，但實際上並不是。”正因為此，他想記錄一段真實的歷史，而不是為歷史做一個結論。

　　站在臺上，崔永元顯得很自豪，“這不是一個好玩的東西，但就在現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網上的視頻點擊率已經突破了600多萬。”

　　他的情緒感染了在場的每個人。一位來自復旦大學的90後姑娘獲得了一個和崔永元對話的機會。這個姑娘真心祝福今年47歲的“小崔”，“小崔，你一定得保重身體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此言一齣，全場人哄堂大笑，坐在臺上的崔永元頗有點哭笑不得，但他很快就用一貫的冷幽默做出回應：“這個姑娘肯定把我剛剛對歷史的見解當成臨終遺言了。”

　　他的身體其實還不錯，抑鬱症的後遺症是讓他養成了晚睡晚起的習慣。這些年，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歷史書，從半夜12點一直到淩晨4點，他笑言自己的生物鐘和大西洋彼岸的奧巴馬總統是一樣的，“我現在眼睛不行了，有點花了，特別著急。”

　　他更急的是如何快點抓住那些歷史的親歷人，他把“口述歷史”看作一場文物搶救式的工作，讓一群年歲已高的老人們講述逝去的歷史，和時間賽跑。“我們若不快點，可能很多東西就沒有了。”

　　2006年，崔永元決定帶著一群人重走長征路，完成《我的長征》。路途中，他們想找個電視看一場世界盃球賽。隊伍正好路過鄉村小學，於是他們去問，卻發現那裏的孩子連足球是什麼都不知道。詫異的他於是他跑到一個鄉村學校，蹲在墻角“偷聽”了一堂課。聽到有個孩子問老師，“大家坐在飛機的什麼位置？”那個鄉村教師一臉平靜地回答，“坐在飛機的翅膀上呢。”

　　他心裏又詫異又害怕，“這樣的老師教育出來的孩子怎麼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回來後，他逢人就説這個事，最後乾脆成立了一個“崔永元公益基金”，開始搞起了“鄉村教師培訓計劃”。至今，已有數百名鄉村教師參加了培訓。

　　“哪能拍案而起再坐下，再拍案而起再坐下，那也太二了。我覺得既然都拍案而起了，就行動吧。”崔永元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