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到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克強在北京與防治艾滋病民間組織、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座談。新華社記者 馬佔成 攝

　　人民網北京11月29日電 （記者賈玥）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來前夕，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克強26日下午與防治艾滋病民間組織、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座談。席間代表提出希望在服務購買、資金投入、運作環境等方面得到政府更多支持，李克強當場指示有關部門予以研究。

　　參與座談會的深藍工作組負責人楊傑向人民網記者回顧了自己的發言。他還從自身多年從事民間防艾工作的經驗中談到了民間組織發展所面臨的體制、機制難題。長年致力於推動防艾公益項目發展的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王名則對記者表示，政府需要在資金彌補、平臺搭建等方面給予更大的支持。

　　民間組織：獲得合法身份與資金支持是兩大難題

　　2004年成立的深藍工作組致力於艾滋病防治及人文關懷，多年來已累計為超過10000多人次篩檢艾滋病毒。負責人楊傑告訴人民網記者，他在當天的發言中做了估算，來説明財政支持民間組織防艾工作的必要性和“性價比”。

　　“2011年，我們通過檢測發現了121名HIV感染者，按照每發現一名感染者可避免5人感染計算，實際上避免了605人受感染。” 楊傑在發言中説，“再以一名患者平均治療週期30年計算，每個患者需政府投入15萬-65萬元不等，605人就需要1億-4億，也就是説，一年發現了121名感染者，可為政府在未來的資源投入節約幾億元。”

　　在中國現有的政策下，從事艾滋病防治的民間組織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尚不能在民政部門註冊，從而無法獲得合法的社會身份。這導致其服務不能被政府購買，工作人員不能享受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保待遇，甚至在遇到不法侵害也無法以社會組織的名義訴諸法律。

　　這正是楊傑和其他防艾民間人士最大的擔憂。但昨天從衛生部傳來好消息，疾控局副巡視員孫新華透露，衛生部與民政部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初聯合發文，對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會組織予以註冊便利。

　　身份“名正言順”之後，楊傑還希望獲得更多且持續性的財政支持，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僅僅通過與國際基金項目合作，像“擠海綿”一樣擠出業務費維持運轉。

　　“目前的運轉經費主要通過國際合作項目中獲得，比如與蓋茨基金合作，但到了今年年底，這些項目就要結束了，工作也就不能繼續開展。”楊傑對人民網記者説，現在突出的問題是，艾滋病防治是一個長期過程，不是靠一個項目週期就能畫上句號，項目結束了，防艾工作還得進行。

　　楊傑表示，即使是這些國際合作項目，雖然名義上運轉一年，但實際工作存在每年項目運作週期的間歇性，而艾滋病毒傳染不等人，短期項目只能救急，與艾滋病的實際防治情況落差很大。

　　“只有合法身份和資金保障的兩大難題得到解決，才有利於我們在社區中開展艾滋病預防，持續地向社會特定人群提供所需的健康服務，更好地與疾控中心等醫療機構合作，進而發揮對預防艾滋病毒傳播、關懷艾滋病人群不可替代的作用。”楊傑對記者説。

　　專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僅僅是掏出錢

　　長期致力於推動防艾公益項目發展的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王名告訴人民網記者，艾滋病防治離不開民間組織，包括在第一線開展公益服務，信息整理蒐集，對易感人群和感染者提供亟需的服務等，這些組織提供的是政府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定義為公共服務。

　　但民間防艾組織的發展目前正遭受國際資金撤離的打擊。2003年以來，國際金融機構全球基金為中國提供了5.39億美元用於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但在2011年，該機構認為中國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實施中存在財物管理等問題，陸續暫停了數億美元資助資金。

　　“全球基金退出帶來的是幾億美元的缺口，這筆錢亟需政府跟進彌補，”王名説，“更重要的是，從2003年進入中國以來，全球基金已經在國內形成了購買服務、監督管理的操作體系和運作網絡，這些政府不應丟下，而要沿用在今後對於民間防艾組織的項目管理中。”

　　王名曾就此向衛生部提出建議：全球基金的體系、人才、機制都要留下。他指出，購買服務不僅是政府出錢的問題，項目申報、篩選、評估、監管、問責一系列過程政府都要參與。而艾滋病領域的項目都很小，通常只有幾萬塊，管理這些項目需要細到末端的規範操作。而如果直接依託財政構建體系，不僅耗時長，且效率未必高。

　　“除此之外，政府要做的還很多。”王名指出，政府還要為這些民間防艾組織提供特殊的政策支持，如幫助它們與民政部、衛生部之間搭建溝通協調渠道，方便交流對話合作；在法律層面，對於符合登記條件的民間組織註冊登記，而那些規模太小的組織則進行備案，以維護它們的生存發展需要。